日本现代中国学研究格局

本文根据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发展,以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０年为界,将日本现代中国 学（１９４５－１９９９）分为三个时期,并比照传统的日本“汉学”,从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史 学四个方面评介了日本现代中国学的现状和进展,介绍了日本现代中国学所拓展的新领域： 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总的来说,日本现代中国学既 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实证主义学风,又发展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拓宽了 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还将触角伸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深层, 使日本现代中国学成为国际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兴起及其反思

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已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海外中国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即国家与社会理论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研究中兴起的思想背景、涉入中国分析的思想理路,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及适用性进行了反思。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

美国是当下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其汉学领域作为现代汉学的源起与中心,不仅学术机构颇多,而且知名学者辈出。目前,该国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业已从20世纪中叶曾隶属于地区研究的边缘研究,逐渐转变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与独立定位的专业领域,进而成为海外“中国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显学”。     

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 ,从时间上讲曾落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但进入 2 0世纪 ,美国后来居上。 7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 ,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的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 ;研究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 ,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将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 ,这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所在。     

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

法国巴黎曾是国际汉学首都,产生过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一批汉学大师,其中伯希和的汉学曾经影响到陈垣、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人;20世纪后半叶,国际汉学的首都迁往美国.自本世纪20年代.阿恒、胡适等人就在不同场合纷纷表示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的焦虑.这种焦虑直到今天并没有得到改变.它需要我们今天的学人立即开始脚踏实地的汉学工作,以期早日使汉学中心重返华夏大地.     

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批评范式

将中国文学引入西方世界的译介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开始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致力于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文学选集的编撰。一些文学选集被作为美国高校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途径;以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海外汉学研究的面貌不能仅以代表性学者的论断来框定,将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套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需要对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差异导致的认识偏误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及英美反知性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读也需要正确认识。虽然英美主流媒体仍习惯沿用这种批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小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理论范式的转向,显示出重建文化研究格局的趋势。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     

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学科的称谓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始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的接触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对于这一热潮的出现和走向，我国学术界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但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缺乏统一的称谓，有的称“汉学”或“海外汉学”，有的称“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本文回顾了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并对其学科称谓提出讨论。     

(日)荒见泰史博士来我院做学术报告

３月１９日下午，在我院第三教学楼阶梯教室，由语文系、院科研处合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会。报告人为日本东京明海大学外国文学部荒见泰史博士，报告的题目为：当代日本汉学研究。在报告中，荒见博士为我们介绍了当今日本汉学研究的三大趋势：一、学术研究的“细分化”。荒见先生着重介绍了当今日本研究界汉学研究越来越细分这一现象，出现了一些研究专家，如专门研究敦煌写本识语的池田温先生，专门就唐诗读音进行研究的小川环树先生，李白研究专家松浦久友等，均在自己所关注的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成为中国研究者研究时不可逾越…     

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有关问题

日本侵华思想客现存在于日本向军事帝国主义转变时期及其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它起始于幕府末期的对外扩张,形成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侵华活动,成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大规模入侵。日本的侵华思想在侵华行动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实际的侵华行动又不断激发、孕育出新的侵华思想。日本侵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相容性

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人学思想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人学思想上的心理相容性也许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原因,主要表现在：两者都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实践性是两者共同的理论目的;群体本位是两者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两者共同的理论品质;追求和谐是两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今天进一步挖掘两者的共性,既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的思想,也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依据。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试论中、美文化之缘

比较文学研究也可以是比较文化的研究。通过中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与美国在基本文化品格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从民族优越感、超验主义、实践理性、批判精神到生活与文学中的幽默风格等。尽管如此,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显然要大于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两国的命运也迥然不同。这种文化的相似与命运的不同,值得深入研究。     

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梁漱溟的法治思想是籍由如何使西式的法制法意与中国的人生人心相沟通基础上产生的,其宗旨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建立一种符合国人人心和人生的法治文化。随着国民构建和谐社会意识的日渐强烈,法的人文关怀呼声愈来愈响,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日渐彰显。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面临的任务是重塑法的灵魂,使法律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最终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为此须跳出法治思想的常规概念及通行逻辑,将梁漱溟法治思虑中隐含的人文关怀精神重新置入当代世界文化视野中予以再分析,从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新路径。     

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建国60多年来,我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表现在研究内容方面是形成了两个特色,之一是个案研究,之二是群体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探究单个人物的经济思想,其中有一个热点,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人物研究。群体研究（宏观研究）就著作范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题型宏观研究,另一类是通史型宏观研究。论文方面,大致包括派别、通史式、思潮等群体研究。体现在视角方面是形成了四个较为值得关注的视角：外部视角、历史视角、现代视角、比较视角。视角不同,导致我国史学趋于多元、多样化。至于不足之处,主要集中于理论、方法、内容、资料建设及研究者素质等五个方面。总体看来,有关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有待我们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准推进,不仅研究的理论需要加强,研究的方法需要多元,研究的内容需要拓展,研究的角度需要继续多样,而且资料的征引范围需要扩大,认知和思维模式需要革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有待深入,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研究的结构有待继续完善与提高。只有在这几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该领域的研究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探究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对通过否认事实、道德、规范与价值的内在关系来否定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思潮进行了深入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强调道德作为一种依托事实的规范,彰显特定的价值,蕴含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普遍的人类道德是以特殊的形式与各种阶级特征相联系的,这些思想集科学性与道德责任于一体。否认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本质在于以缺乏历史特征的普世价值遮蔽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差别。     

中国谋略思想的古代及近现代哲学渊源

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中国古代哲学,促进了中国古代谋略思维向合理的方向发展,使中华民族在谋略的研究和运用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21世纪,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文化背景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传统哲学已不能全面承担起指导谋略的历史重任。中国哲学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与体现了现当代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衔接,来丰富中国现代谋略思想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