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定制：雍和宫金瓶掣签初掣实践考

以金瓶掣签的形式进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等重要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认定，是清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一项历史定制。为配合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乾隆皇帝特命造办处制作两只金奔巴瓶，分别存放于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寻访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为舞弊事件，致使清中央政府以“国家意志”查证舞弊事件，并力促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完成初次实践。文章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乾隆皇帝对舞弊事件的回应，分析了初掣实践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意义。     

大昭寺木作“叉手”考辨

大昭寺一层中心佛殿后壁正中小室前的一组木作构件被命名为“叉手”,属于汉式建筑风格,其形制颇为特殊。梳理汉地叉手的演变过程发现,大昭寺叉手与汉地唐宋时期叉手构件有所区别,而与南北朝时期敦煌壁画中的人字栱构件更为相似。后弘期初期藏地出现该类汉式建筑构件,可能与吐蕃时期重要佛教建筑桑耶寺和后弘期初期河西敦煌地区佛教对藏地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论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的设立与实施——以新近翻译披露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为据

乾隆皇帝为了整顿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寻访、认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在拉萨大昭寺与北京雍和宫各置一"金奔巴瓶",用于掣签认定蒙藏地区的大活佛,这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体制的创新之举。本文依据新近翻译披露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的满文档案以及藏、汉文等材料,深入分析了学术界鲜有论及的关于设立两处金瓶的背景、次序、缘由以及乾隆皇帝处理此相关事件的态度与举措。     

传统藏式家具审美特征及成因研究

传统藏式家具自成体系,独具雪域风格,其审美特征可以归纳为“建筑化”的外部造型、“密码化”的色彩运用和“多元化”的装饰纹样。藏族房屋的建筑形式对传统藏式家具的造型具有启发性,使其外观造型具有“建筑化”特征,传统藏式家具甚至可以视为藏族建筑的缩微版;色彩如同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密码”,也是传统藏式家具给人的第一印象,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便成为传统藏式家具重要审美特征之一;而透过传统藏式家具“多样化”的装饰纹样,我们可以参悟家具制作者不朽的匠人精神,同时也可以窥见藏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审美特征的形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涉及到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通过对传统藏式家具造型、色彩和纹样的分析,可以探究其审美特征的形成原因,即就近取材,适合藏人生活方式;宗教寓意,劝诫藏人从善弃恶;文化交融,寄托藏人美好愿望。     

1631-1634年出兵西藏之喀尔喀阿海岱青身世及其事迹

本文利用《清内阁蒙古堂档》等史料考证了《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所载喀尔喀阿海岱青之身世及其在青藏地区的主要事迹。阿海岱青是喀尔喀黄金家族始祖格列山之次子诺颜泰曾孙,其父崆奎为喀尔喀右翼济农。阿海岱青家族在喀尔喀右翼中最早皈依格鲁派,是格鲁派忠实信徒。1631年,阿海岱青格鲁派之邀,率千人赴藏,与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藏巴汗为敌,多次与藏巴汗属民霍尔人作战。他还介入格鲁派内部利益之争,帮助五世达赖喇嘛收回了对大昭寺的管理权。屡遭打击的噶玛噶举派和藏巴汗只得效仿格鲁派作法,邀自己的施主喀尔喀左翼绰克图举洪台吉入藏。1634年,绰克图在青海杀死阿海岱青。     

皇帝希望其“尽速前来”的大宝法王 明代“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管见

<正>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将白玉龙钮“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赐予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布，并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命他“领天下释教”，并赐印、诰及金、银、袈裟、器皿等大量物品。由于封号中的“如来”二字，对应藏语译音为“得银协巴”，因此“得银协巴”便成为对五世活佛却贝桑布的常用称呼。这枚“如来大宝法王之印”边长12.8厘米、高8.3厘米，现藏于西藏博物馆。此印为白玉琢造，     

集中央政府权力象征与民族文化交融于一体 元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管见

<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是一枚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的印信。印章为白玉质地，附双龙钮，高8.1厘米，方形印面，边长9.6厘米，系红色印绶，印文为阳刻八思巴篆字，四行十六字，系“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藏语音译，现藏西藏博物馆。此印无论材质还是双龙钮形制，均具有极高的规格。从材质上来看，我国早期的印章主要以玉制作，取“君子佩玉”之意。至秦汉，只有皇帝才准用玉制印。到了元代，玉印开始颁赐给一品、二品官吏。     

这座辉煌的吐蕃时期建筑也有浓郁的中原风格 拉萨大昭寺管见

<正>大昭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在此后长达1300多年的时光里经历了兴建、废弃、维修、扩建和定型的过程，最终形成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1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1961年，大昭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予以高度评价：“大昭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     

清政府处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权威机构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管见

<正>在拉萨繁华的八廓街东北侧、冲赛康市场南面，有一座三层楼房的藏式院落，被称为“冲赛康”，这便是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的旧址。大门上方挂有一块匾额，上书藏、汉双语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清朝建立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命令马喇、     

微型唐卡杂嘎利的内容、形制及其宗教功能——以2013年北京远方春季拍卖会拍品中的22幅微型唐卡为例

微型唐卡藏语称为杂嘎利,指篇幅很微小的唐卡。此类唐卡篇幅一般为几厘米到十几厘米见方,主要是藏传佛教用品,根据杂嘎利用途的仪式,杂嘎利大致可以分为旺杂和朵杂两大类,另外还有一些用于供奉、装藏随身佩戴等用途的杂嘎利。本文通过2013年北京远方春季拍卖会拍品中的两组微型唐卡的分析来探讨微型唐卡的题材内容、形制和功用等问题。     

石碑说话:见证中华民族的亲密——对话舒乙先生

舒乙先生的新作《见证亲密——纪北京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2011年8月在京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北京、承德两地多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并由此考证我国藏、汉等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年逾七旬的舒乙先生近年来多次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物保护疾声呼吁。此次出版的新书,是他在遍访北京和承德两市刻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写就的。在这部书中,     

《肋巴佛烈士革命事绩》碑文

肋巴佛(1916年——1947年),藏名怀来仓·贡却卓增,生前曾为卓尼水磨川寺的活佛。 肋巴佛出生于贫苦的藏族农民家庭。自幼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又受红军长征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非常不满。与甘南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父子秘密联合,于1943年共同领导了汉、回、藏10万农民参     

试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与制定金瓶掣签的历史背景

藏传佛教源于西藏本土，公元7世纪，佛教最早从中国汉地和印度传人藏族地区。在佛教传人以前，藏地盛行原始本教信仰。佛教传人后与本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传说修建大昭寺时，“昼日所筑，入夜悉为魔鬼摧毁，不见余痕”，其实则为被激怒了的本教巫师及其信徒们所毁。而两教在互相斗争中也     

明中叶西藏仁蚌巴与帕木竹巴的权力角逐——以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为例

明朝时期，帕木竹巴、仁蚌巴和辛厦巴先后成为西藏地方的主导力量。仁蚌巴历经近百年的西进和东扩之后，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权势盛极一时，架空帕木竹巴并成为当时西藏地方事实上的掌权者。1517年帕木竹巴势力恢复后将其击败，仁蚌巴失去对前藏的管辖权后退回后藏。位于仁蚌东北部的尼木是仁蚌巴向东扩张的第一站，也是仁蚌巴兵败退缩时的最后防线。在明朝中叶仁蚌巴与帕木竹巴分庭抗礼、角逐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尼木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文章通过解读相关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藏文史料，将目光聚焦于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通过介绍16世纪中叶仁蚌巴与尼木当地贵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以期增进对仁蚌巴从称雄卫藏到彻底垮台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解，并为研究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提供案例。     

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的代表性物证 清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之金印管见

<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为纯金铸造，尺寸为11.35厘米×11.35厘米×10.3厘米，云头纹钮，印文为汉、藏、满、蒙古4种文字，刻有“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印”字样，现藏于西藏博物馆。历史上，清朝廷曾先后封授五世、七世、八世达赖喇嘛金印，但目前仅有这枚金印存世，因而弥足珍贵，是中央政府封授达赖系统、有效行使主权的代表性物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这一封号最早是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     

《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十

在《山法了义海论》的这部分内容中,笃补巴·西饶坚赞引用藏译《慈氏五论》及《瑜伽师地论》《中论》《大般若经》《大涅檠经》和《大宝积经》等佛教经论中的相关话语,深入阐释、论证觉囊派独特教义"他空见"的合理性和经典性。文章通过对笃补巴所引用的藏译佛教经论的话语与相应的汉译经论进行比照和校勘的基础上,不但勾勒出藏汉佛教经论译文的各自特点,而且在这些译文的思想与笃补巴对其诠释的内在互动中探究笃补巴对"他空大中观见"的语言分析与义理申畅。通过这个个案,即可看到,藏传佛教智者对印度佛教经、论的诠释已经从方法论诠释学转移到了本体论诠释学的阶段,这是印度佛教西藏化的根本转向。     

滂汀巴昆仲与上乐教法在藏地和西夏的早期弘传

本文通过藏文文献材料的发掘,揭示出后弘期初期尼泊尔著名的上乐教法传承上师滂汀巴昆仲(■)曾在甘青藏夏交界地带活动的历史故实。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了其本身在早期印藏上乐传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与同时期西夏上乐教法初传的密切关系。同时,本文也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后弘期初期滂汀巴昆仲对于沟通印、藏、汉佛教所作出的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明朝授予达赖喇嘛系统的封号 “朵儿只唱”图记管见

<正>“朵儿只唱”图记是一枚明代象牙图章，方形印面，配以狮钮，高6.1厘米、边长5.2厘米，原收藏于西藏罗布林卡，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朵儿只唱”，藏语意为“金刚持”，又译作“多吉锵”。图章印背有汉文款识，左侧为“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右侧为“大明万历戊子年制”，即公元1588年制。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番僧答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图书”。“朵儿只唱”即为达赖的名号，是明朝廷颁赐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的。     

论第巴达孜巴

康熙五十六年,卫拉特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进入西藏,结束了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建立起以达孜巴为第巴的西藏地方政府。以往的研究主要受著名藏族文学家策仁旺杰所著《颇罗鼐传》的影响,将达孜巴视为准噶尔人统治下的傀儡。但是《颇罗鼐传》关于达孜巴的记载并不十分可靠。相关汉文、满文、藏文及外文等不同来源的史料证明,达孜巴在藏地拥有很大的威望与权力,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准噶尔人任命的傀儡。而准噶尔人也正是由于对达孜巴信任有加,颇为倚重,才能在卫藏地区较为稳固地统治了近3年的时间。     

《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五

文章将笃补巴·西饶坚赞在《山法了义海论》中所引用的佛教藏译经论的内容与相应的汉文译文进行对照、校勘,指出其异同。这一部分内容引用佛教经、论很多,笃补巴通过这些印度佛教经、论中的核心话语来论证心性本净与客尘烦恼所覆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