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考释

元朝时期,中央政府曾赐予西藏众多僧俗首领各种称号与代表其相应权利地位的各式印章。文章主要探讨保存于西藏博物馆的两枚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通过版本校勘与审音勘同,文章认为元廷赐给噶玛噶举黑帽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的■印与赐给萨迦细脱拉章的贡嘎仁钦的■印以及拉康拉章曲吉坚赞贝桑波的■印,三者都应释读为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从而对前辈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这两枚印章并不一定非八思巴与其弟亦怜真莫属,反而若贝多吉等3人更有可能。最后对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与大元国师之间的异同及其地位等级作了说明。     

集中央政府权力象征与民族文化交融于一体 元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管见

<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是一枚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的印信。印章为白玉质地,附双龙钮,高8.1厘米,方形印面,边长9.6厘米,系红色印绶,印文为阳刻八思巴篆字,四行十六字,系“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藏语音译,现藏西藏博物馆。此印无论材质还是双龙钮形制,均具有极高的规格。从材质上来看,我国早期的印章主要以玉制作,取“君子佩玉”之意。至秦汉,只有皇帝才准用玉制印。到了元代,玉印开始颁赐给一品、二品官吏。     

八思巴遗宝“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考

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珍藏的蒙古汗国时期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虽然是复制品,但其仍属不可多见的国宝.通过多方对比、排查,该印的主人应当是推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曾任国师,后升任元王朝首任帝师的著名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     

元代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影响

今年是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四十周年。四十年来,西藏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人,各项建设事业也在蓬勃兴起。展望辉煌的前程,也使我们回想到藏民族在过去祖国大家庭中不平凡的经历。 藏族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在长江源头托托河沿岸发现了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物;在聂拉木发现有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在林芝发现有新石器时     

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的代表性物证 清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之金印管见

<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为纯金铸造,尺寸为11.35厘米×11.35厘米×10.3厘米,云头纹钮,印文为汉、藏、满、蒙古4种文字,刻有“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印”字样,现藏于西藏博物馆。历史上,清朝廷曾先后封授五世、七世、八世达赖喇嘛金印,但目前仅有这枚金印存世,因而弥足珍贵,是中央政府封授达赖系统、有效行使主权的代表性物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这一封号最早是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官职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是由当时社会的各种人物和事物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打开西藏近代史,印入眼帘的是"政教合一制"这个特殊的制度下产生的特殊人物和事物。在这个制度环节中,为产生承担政治和宗教最高权力的人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达赖喇嘛和摄政的权力正是这个制度的直接产物。达赖喇嘛和摄政一经产生就具有了政治和宗教的最高权威。因为达赖喇嘛和摄政拥有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权威,使得他们的权力和世袭的贵族权势形成一种矛盾的复杂关系。其后果是达赖喇嘛很难获得掌权的机会以及摄政为巩固权力的争夺。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刍议——“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喇嘛书”撰写时间探析

自元代中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理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在主权管辖上一脉相承,中华民国时期亦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为改善与发展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制定过许多政策和措施,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主权隶属关系.     

皇帝希望其“尽速前来”的大宝法王 明代“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管见

<正>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将白玉龙钮“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赐予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布,并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命他“领天下释教”,并赐印、诰及金、银、袈裟、器皿等大量物品。由于封号中的“如来”二字,对应藏语译音为“得银协巴”,因此“得银协巴”便成为对五世活佛却贝桑布的常用称呼。这枚“如来大宝法王之印”边长12.8厘米、高8.3厘米,现藏于西藏博物馆。此印为白玉琢造,     

元代西藏“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考释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藏历第5饶迥金虎年),萨迦(sa-skya,《元史》作萨斯迦)地方势力和元朝廷所派蒙古军队,攻破扰乱地方的止贡派(vbri-gung-pa,《元史》作必里公或迷儿军)政教势力的大本营,烧毁其根本道场止贡替寺(vbri-gung-thil,地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直孔地方),杀死僧人一万余名,成为元朝西藏地方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藏史称此次事件为“vbri-gung-gling-log”(止贡之变,或止贡寺之变)。     

从西藏地方与中世纪西欧“政教合一制”形成之比较谈“政教合一制”的认识与把握

“政教合一制”是一种特有的政治制度,然而在对这一制度的判断标准上学界却有不同的意见,文章通过西藏地方和中世纪西欧“政教合一制”形成的比较,提出作者自己的判断标准。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两次“驱汉”事件的比较分析

民国初期和末期西藏地方发生了两次"驱汉"事件,影响恶劣。两次"驱汉"事件都发生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都由相关事件演变而来,不是孤立发生的;被驱逐的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派遣的驻藏人员;在两次"驱汉"事件中,西藏地方上层势力均受到来自英国势力的挑拨和怂恿。第一次"驱汉"事件长期严重阻碍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与团结;第二次"驱汉"事件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结束外国列强奴役和蹂躏西藏的进程。     

18世纪末的廓尔喀战争对清朝施政西藏地方的“鞭策”

纪末廓尔喀王朝对中国西藏地区的两次入侵打破“康乾盛世”时代下清朝鲜少有外朝入侵的格局。两次廓尔喀入侵战争,从战争规模上,战线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不能称之为“大战”,从1788年至1792年,除暂时和平的一年多外,此二次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战争,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治理西藏和自身统治中的缺陷。本研究从两次廓尔喀王朝侵藏论证此战争对清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作用”。以及强大统一王朝对维护祖国主权的决心、行动和两次廓尔喀战争给予我们的现实意义。     

18世纪末的廓尔喀战争对清朝施政西藏地方的“鞭策”

纪末廓尔喀王朝对中国西藏地区的两次入侵打破"康乾盛世"时代下清朝鲜少有外朝入侵的格局。两次廓尔喀入侵战争,从战争规模上,战线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不能称之为"大战",从1788年至1792年,除暂时和平的一年多外,此二次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战争,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治理西藏和自身统治中的缺陷。本研究从两次廓尔喀王朝侵藏论证此战争对清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作用"。以及强大统一王朝对维护祖国主权的决心、行动和两次廓尔喀战争给予我们的现实意义。     

从“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明万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管见

明万历二十三年,发生于河湟地区,西海蒙古与明王朝间的三次战事,使明在西北的防御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同时也对明中后期蒙藏关系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对这三次战役记载的讹误、加之《明史》、《甘肃通志》等史书对相关细节的漏载,使后来者在对三次大捷的理解上发生偏差。本文比照三次战役的亲历者的奏疏、条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就三捷前后致寇之由、获胜之因、战后影响几个方面试作论述。     

原西藏地方政府临时召集的集体议事形式——“西藏会议”研究

“西藏会议”(■),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临时召集部分政府官员和僧俗代表参加的一种议事形式。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体制的不断变化,西藏会议也经过了从出现到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文章通过对藏汉文史料的挖掘,追溯西藏会议出现的时间;然后对西藏会议不同发展时期进行阶段划分,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和作用进行分析;最后对西藏会议的不同类型及规模大小,西藏会议的代表、程序及会址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西藏会议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临时召集的集体议事形式,在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下体现出西藏地方等级森严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西藏社会僧俗各阶层的相互沟通。     

“昆仑之墟 大美和田”摄影展在京开幕

2011年11月5日,昆仑之墟,大美和田摄影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为开幕式剪彩。来自首都各界的热心观众、摄影爱好者及新闻媒体记者等一同参加了开幕式。本次展览以感恩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通过图片展现新疆各民族大团结,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和田的变化,感受和田的悠久历史与人文景观,倡导大家珍惜这片美丽土地,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比较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比较韦英思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晚年曾提出过“大亚洲主义”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的主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主张，既有某些...     

浅谈明史“大车里应缅”之误说

《明史·云南土司传·车里》载:“嘉靖十一年,缅酋莽应里据摆古,蚕食诸蛮,车里宣慰刀糯猛折而入缅,有大小车里之称,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 此条史料记载有误,含混错乱,从而导致后人以讹传讹。据已翻译整理出版的《泐史》、     

唐代版的雪域高原“天路” 唐蕃古道管见

<正>西藏与中原地区之间虽然很早就有往来交流,但两地大规模、持续性和组织化的交流互动,直到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后才得以深入展开。这条由唐蕃双方共同经营、沟通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与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的官方道路系统,就是唐蕃古道。它的开创对历史影响之大,可谓唐代版的雪域高原“天路”。从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材料来看,唐蕃古道应该是由主线、辅线和众多支线组成的路网。它不仅是唐蕃之间的交通路线,也是沿途各区域的交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