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迄今已经30多年,该遗址的发掘揭开了西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神秘面纱,成为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文章系统回顾和总结了卡若遗址发掘及其科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其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及其学术进展情况进行了评述,展望了未来的研究前景。     

这里与黄河流域有着密切关联 小恩达遗址管见

<正>小恩达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市北边的昂曲东岸台地上，面积约8000平方米。1980年5月，当地群众在此搞农田建设时发现了此处遗址，后遭到严重破坏。1986年8月至9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小恩达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工作，发掘了2个探方和1条探沟，发现3座较为完整的房屋遗迹、1处灰坑、5处窖穴和1座墓葬，出土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对该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了初步了解与认识。小恩达遗址是西藏东部地区继卡若遗址之后，经田野调查和发掘的第二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西藏墨竹工卡县民间制陶业情况调查

陶器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史前陶器发现于昌都的卡若,林芝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的背崩村、马尼翁,拉萨北郊的曲贡村,山南乃东的钦巴村,阿里的扎达等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均地处藏南各地,是存在“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新石器后期遗存”。其中,卡若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是目前有据可查的西藏最早的陶器。卡若遗址位于昌都镇卡若村,出土陶片两万多,均为夹砂陶,大部分表面经过打磨。陶色有红、黄、灰、     

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迄今已有十余年了。自其发掘简报及正式田野考古报告发表以来,引用者甚众,凡涉及西藏远古历史者,几乎言必称之。然而,对卡若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的变异现象及其原因,十多年来却尚未有人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而这一问题在西藏古文明起源问题上所具有的重大价值,也许还未詖人们意识到。本文拟运用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来剖析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探讨其发生转变的原因,以及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西藏古代文明的启示。谬误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西藏考古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不仅事关西藏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也涉及对于西藏历史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尤其是西藏地方与中原关系的认定。西藏考古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与其周边国家、地区各区域文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是"一带一路"文化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文章重点对西藏史前考古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对于西藏考古与西藏文明起源相互关系中的一些重要节点展开论述。     

基于多源高分辨率数据的遗址空间考古精细识别研究

随着人类对考古遗址的认识不断加深，空间考古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空间考古中重要元素的识别是确保发掘项目质量及安全性的前提。因此，研究方法和数据对遗址探测和发掘等具有重要意义。在考古学中，遗址位置测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遗址所处位置不仅关系到遗址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历史进程,也是探索中国早期大型城市发展体系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研究方法以不同时间尺度开展考古遗址空间定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原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长期致力于遥感数据空间使用及研究以及遥感应用于考古勘探中。在此基础上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以获取更多重要发掘信息和研究成果，为考古学服务于人类健康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也谈粟在史前西藏的传播

从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粟以来,粟在史前西藏的传播便是一热门研究问题,但是目前基于植物考古的资料十分有限,除了为我们提供一些关键的节点之外,尚不足以对西藏地区内部的传播问题加以全面把握。文章在考古发现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挖掘出历史文献与语言学上的一些新证据。从文献资料反推显示,至迟在吐蕃时期,以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为主的吐蕃腹地似乎是没有本地种植粟的。从语言学材料看,粟名在上古汉语、古今藏语、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现代语,甚至现代南亚语的发音均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因而认为它很可能与史前汉藏语系和藏缅语族的人群及其语言扩散事件有关。结合这一区域考古发现与历史语言地理学上的相关性来看,西藏地区最早的粟或是藏缅语族的群体从黄河上游携带至藏东的横断山区,再顺着藏缅走廊传播至中南半岛北部;西藏腹地史前遗址考古发现的粟,推测除了从横断山区向西沿雅鲁藏布江一直扩散之外,也不排除从高原南部喜马拉雅山地低海拔地区北进的可能。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

1978年—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发掘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西藏境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田野发掘。它所提供的丰富资料,不但预示着西藏高原上考古发掘的广阔前途,而且也为研究西藏地区古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目的,在于概括地介绍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并且结合历史记载以及人类学调查的材料,就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一点初步的看法。错误之处,希望能得到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

考古领域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来取得重大突破性成就的领域之一.在这些成就中,又以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最为突出。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人们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视野。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动摇和改变着过去对西藏远古文明的一些传统认识.随着西藏石器时代考古不断取得的新进展。一个重新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阶段正在到来.毫无疑义,四十年来西藏考古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西藏走社会主     

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

卡若文化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我国在西藏高原昌都地区考古上的重要发现,它是澜沧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主要代表,它的发现使我们对藏族先民当时的原始社会情况和文化面貌有了较具体的了解,特别是大量清晰完整的建筑遗构对于研究藏族地区建筑营建技术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对于揭示原始社会人类文化和探索藏族先民的迁徙也有重要意义。     

西藏高原吐蕃考古与象雄考古的新阶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开始推进西藏的文化建设事业。西藏考古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取得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的重大成就,就是其中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作为西藏考古最具代表性的吐蕃考古与象雄考古,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考古工作的成果对于重新认识西藏古代历史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廓清各族共同创造西藏文明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藏史前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 曲贡遗址管见

<正>1984年11月的一天，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考古学者更堆，正在位于拉萨西郊的曲贡村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在村边一处台地，细心的更堆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石器的残片，多年的职业训练让他立即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是一处早期人类生活的遗址所在地。1989年夏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主任的王仁湘进藏考察，更堆将几年前的这一重要发现告诉了他。1990年，考古队进入现场，对这处深埋在高原腹地的史前遗址展开首次考古发掘，由此揭开了曲贡遗址的神秘面纱，一举成为西藏史前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     

西藏考古工作40年

本文通过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主要成果的回顾,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展示了西藏自治区成立40年来文物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国家的强盛,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呈现出的蒸蒸日上的局面,而且也说明了西藏考古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学术殿堂里,将会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这里是青稞在西藏高原的源头 昌果沟遗址管见

<正>昌果沟遗址位于西藏山南市贡嘎县东北雅鲁藏布江北岸、冈底斯山脉东端郭喀拉日居群山南麓的谷地上，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大部分被沙丘覆盖，一部分经长期雨水冲刷和风力剥蚀，文化层和一些零星的遗迹出露于地表，大量文化遗物散落于地面。1994年7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在此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其中包括灰坑、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和骨器等。尤其重要的是，     

西藏西部阿里丁东遗址相关问题初探

200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在皮央·东嘎遗址V区发掘了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研究表明其与2001年发掘的三处早期墓地属于同一时期,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期的早期金属时代.这是西藏西部首个经考古发掘的早期居住遗址.文章结合穆斯塘(Mustang)地区考古发现以及喜马拉雅民族志,对其年代、聚落布局、季节性质、建筑特点以及经济形态进行初步探讨,认为丁东遗址代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定居畜牧部落的居址,对研究西藏西部早期历史极为关键.     

关于卫藏地区几处佛教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佛教传入吐蕃之后 ,佛教石窟寺艺术也随之在西藏高原兴起。开凿石窟、雕刻塑造佛像之风在当时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中心拉萨初开其端 ,被称之为“吐蕃第一窟”的拉萨药王山查那路甫石窟 ,便是其中的一处重要的早期石窟寺遗存。① 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局限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西藏高原这一佛教艺术重要的表现形式并未能够从文献与考古材料两方面加以认真的识别与研究 ,西藏一直被认为是佛教石窟寺艺术分布图上一个几乎是空白的地区。近年来 ,随着西藏西部以皮央、东嘎石窟遗址为代表的一批石窟遗址的考古发现 ,②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     

西藏的金属与生产力小议

无论是旧石器时期,还是新石器时期,考古的发掘(尽管只是属于“初级阶段”的发掘)都已经反映出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毫不逊色。原始的但毕竟是人工栽培的农业作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已经出现。而且时间起码是在距今四千年以前。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卡若遗址》中作了这样的介绍:“从卡若遗址出土的铲状器、锄状器,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及其在石器中所占的较大的比重来看,农业无疑是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主要的农作物则为粟米。”(该书154页)当然,畜牧业和狩猎也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西藏考古出土粟类作物研究

文章对西藏考古出土的粟类作物遗存进行了系统梳理,综合分析了粒形、杂草生态、文献记载、生态条件等因素,认为西藏东部和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出土的粟类作物遗存存在本地种植的可能性;阿里地区出土粟类作物遗存的性质尚且存疑。基于这种粟类作物遗存性质的判断,对西藏粟作农业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西藏粟类作物最早出现于东部地区,以卡若遗址为代表,4800cal.BP—3600cal.BP为单一的粟作农业时期,3600cal.BP以后麦作农业传入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3500cal.BP—3000cal.BP已经形成了麦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并存,且以麦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结构,粟类作物虽然占比不高,但在农业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稳定。3000cal.BP以后,雅鲁藏布江中游粟类作物的发现出现缺环,未来还需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一时期的植物考古研究。阿里地区粟类作物遗存出现时间较晚,集中于公元2—3世纪,且出土于高规格遗址和墓葬,初步推测当时粟类作物可能仅为少数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所享用。雅鲁藏布江中游3500cal.BP—3000cal.BP粟类作物遗存表现出的黍的比例提升的现象,可能与这一时期牧业的发展有关。     

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

文章通过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前佛教时期"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到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     

青瓦达孜遗址考古侧记

位于今山南琼结县境内的青瓦达孜遗址,据历史文献记载曾为吐蕃时期的早期王宫所在地,历年来也做过一些考古调查,近年来对该遗址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与小面积的考古试掘,获得了一些新的信息和资料。文章对于青瓦达孜遗址的布局、功能、各期建筑的演变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文献所记载的吐蕃时代始建的青瓦达孜城堡与宫殿,其遗址就在现今山南琼结县的青瓦达孜山体上,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线索表明:西藏古代史上素负盛名的青瓦达孜遗址早期的全貌已经难再寻觅和复原,原因是它已经和后期的建筑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