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解析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使用2011—2017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政府建设主要通过遏制腐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行政等级、地理区位、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城市,其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普通城市、中西部城市及高水平信息通信技术(ICT)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政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显著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抑制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空间为手段,构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能够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突出体现为完善村民协商自治、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构建村民集体身份认同。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重构传统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增能、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共同体再造。数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为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但也会产生数字负担,增加治理成本。因此,数字治理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以改善村民生产和生活为目标,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它不仅是人民生活水平直观体现,也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规划未来的理论基础.现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但同时收入分配领域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突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要真正的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政策,就不可回避收入分配中的差距问题.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优化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基于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银行开展的数字金融服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递减,而互联网企业开展的数字金融服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递增。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具备明显的普惠性和规模经济特征,对中西部地区、对中大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来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为有关部门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优化宏观要素配置结构和流动机制、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试论收入分配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收入分配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和要害,目前我国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乃至贫富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明显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思考

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贫富悬殊是我国今后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面对如此社会现状 ,只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饼子”做大一点 ,抓住“发展”这个环节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型增长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乡镇企业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然而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却导致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发挥聚集效应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选择。     

全球有机农业发展对生产者收入的影响研究

在对世界及中国有机农业生产和贸易状况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有机农产品价格供求决定模型，预测有机农产品国际价格走势，探讨了对有机农产品生产者收入带来影响的生产成本、生产技术等因素，利用生产者收益决定模型分析了有机农业发展可能对生产者收入带来的影响，并就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19年湖南省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了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发现: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显著为正,效果提高约3.84%,以多种稳健性检验,此结论依然成立。这一政策对邻近区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策效果非贫困区县强于贫困区县。此外,农地抵押贷款试点主要通过农业扶持、产业扶持、金融扶持、城市化提升等措施对当地农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政策通过相应精准扶持措施促进政策效应,但仍然需要降低融资壁垒,促进农村金融农地抵押融资。研究结果进一步强调了农地抵押贷款试点需根据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因时因地因户精准施策的重要性。     

新疆小城镇建设与农民增收

新疆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单一,农民增收缓慢,而城镇化滞后是引起此问题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滞后表现在城镇化水平低,聚集功能差,对农民缺乏吸引力,而且小城镇发展极不平衡,缺乏区域特色,因此,新疆小城镇建设应合理规划,因地制宜,推进相关制度创新,完善投资机制,创建特色小城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在考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过程及其结构变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测算了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结构。结果显示,广东农民收入在取得巨大增长的同时,其增收的来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下降,但贡献率仍较大;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影响较大;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增收有积极作用,但贡献率不大。     

对储蓄高增长与收入分布的相关分析

采用计量验证的方法 ,对中国 1985 - 2 0 0 2年间储蓄增长与收入分布进行了相关分析 ,发现 ,如果居民收入分布不合理 ,少数人占有多数的收入 ,即高收入阶层比重过高 ,而中等收入比重相对较低时 ,全社会的平均储蓄倾向必然会过大。因此 ,当前的高储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收入分布的不合理 ,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改变目前的偏态收入分布格局     

农民增收理论与提高杨凌示范区农民收入的途径分析

本业增收和转移增收是农民增收的两条必经之路。本业增收的关键是成立农民协会 ,将分散的农业生产销售有机组织起来 ;转移增收的关键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 ,转移增收是农民整体增收的根本出路。加入 WTO对农民本业增收利弊各半 ,但有利于转移增收 ,杨凌示范区农民增收应采取的对策有 :成立农民协会 ,指导区内农业有序生产 ;成立“三农”发展学院 ,加强对区内农民的教育培训 ;取消户籍限制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等     

我国农民收入变化的特征及制度绩效分析

分析了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化的过程及其特征;通过对制度绩效进行分析,说明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强烈地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