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法王考

明代封授藏族僧人的最高封号为“大法王”。曾先后封授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高僧衮噶扎希(sa-skya-pa-kun-dgav-bkra-shis)为“大乘法王”,封及格鲁派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shrva-kya-ye-shes)为“大慈法王”,号称“三大法王”。鲜为人知的是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还曾封过一位“大智法王”,即明代著名著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dpal-ldan-bkra-shis)。本文在广泛参阅明代汉藏史料及历史文物的基础上,从班丹扎释身世、拜师学经、奉旨西行及在北京建寺译经授徒传教等方面对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生平事迹作系统而详细的评述。     

《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的蒙藏关系史料

1543年（水虎年）藏历十一月二十日，三世达赖喇嘛出生在拉萨堆龙地方的孜喀康萨宫，当地喇嘛曲杰云却巴为其取名为拉努斯却贝桑布。1545年（水蛇年）这个年甫三年的幼童被迎请到觉摩隆大寺接受考验。根敦嘉措的弟子哲蚌寺法台索南扎巴活佛经过反复验证以后，确认他为哲蚌寺活佛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次年三月迎至哲蚌寺坐床，由索市扎巴活佛传授居士成，取法名为索南嘉措。1558年（士马年）藏历五月十五日。索南嘉措担任色拉寺法台。在此之前，蒙古首领塔尔本曾多次派人前来迎请索市嘉措去藏北蒙古地方，这次他又派人前来致礼延请。索南嘉措…     

《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

对于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考核,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步骤。郭沫若同志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基础阶段。”本期发表的这篇《笺证》正是在一个历史事件上就藏汉两种文字记载对比考核、审订,从藏文汉译的严谨和征引汉文史料所作笺证的缜密来看,在完成这一工作步骤上作者确实下过不小的功夫,而其目的显然是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活佛得银协巴晋谒明永乐帝并接受“大宝法王”封号的经过这段史实力求作一个客观的重构。通读本文,可以清楚地看出藏汉两种文献在叙事方法、观点和风格上的明显不同,从而可以证明在科学研究中多种文字史料的互补、互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至于《笺证》还使用了国外学者的成果,也说明在科学研究中,应尽可能采取积极的开放态度,博采众长,以为已用。本文的刊出也许会引起读者对这段史实作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集中央政府权力象征与民族文化交融于一体 元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管见

<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是一枚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的印信。印章为白玉质地，附双龙钮，高8.1厘米，方形印面，边长9.6厘米，系红色印绶，印文为阳刻八思巴篆字，四行十六字，系“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藏语音译，现藏西藏博物馆。此印无论材质还是双龙钮形制，均具有极高的规格。从材质上来看，我国早期的印章主要以玉制作，取“君子佩玉”之意。至秦汉，只有皇帝才准用玉制印。到了元代，玉印开始颁赐给一品、二品官吏。     

明朝授予达赖喇嘛系统的封号 “朵儿只唱”图记管见

<正>“朵儿只唱”图记是一枚明代象牙图章，方形印面，配以狮钮，高6.1厘米、边长5.2厘米，原收藏于西藏罗布林卡，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朵儿只唱”，藏语意为“金刚持”，又译作“多吉锵”。图章印背有汉文款识，左侧为“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右侧为“大明万历戊子年制”，即公元1588年制。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番僧答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图书”。“朵儿只唱”即为达赖的名号，是明朝廷颁赐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的。     

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的代表性物证 清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之金印管见

<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为纯金铸造，尺寸为11.35厘米×11.35厘米×10.3厘米，云头纹钮，印文为汉、藏、满、蒙古4种文字，刻有“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印”字样，现藏于西藏博物馆。历史上，清朝廷曾先后封授五世、七世、八世达赖喇嘛金印，但目前仅有这枚金印存世，因而弥足珍贵，是中央政府封授达赖系统、有效行使主权的代表性物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这一封号最早是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     

简析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西藏过去的“政教合一”制度,从公元一二六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册封西藏当时的花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将西藏十三万户的教政大权全部赏与八思巴开始,到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止,历时近七个世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持续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那么它的由来、发展、完备以及最后衰亡等过程,不能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收藏铜佛像近200尊，其中通高24公分的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尤为珍贵，为了护养方便考虑，未将其放入陈列室。初识此尊佛像珍贵是1984春季的一天，阿坝州某寺活佛阿旺在老馆长李家瑞陪同下观赏库房藏族文物时，慧眼识珠，看到了这尊珍贵佛像，并初步鉴定，认为其是永乐年间御制。1995年5月，著名的民族学家宋兆麟先生来访，张建世馆长陪同观赏了这尊无量寿佛，并再次做了鉴定，确认其是大明永乐年间御制。数十年里，先后有过行界专家、藏传佛教界专业人士细看过，都认为是珍品。 关于此尊佛像的来历，笔者曾查阅过有关资料。1407年五世嘎玛巴法王，历经两年长途跋涉到南京弘扬佛法，并应永乐皇帝的邀请，为皇太后做超荐（超度）法事，皇帝和皇后也接受法王的灌顶。由此，明朝与乌斯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制定了对藏区多封众建的政策，互赠礼物也渐成惯例。永乐十七年（1419年），皇帝派遣官员杨英等往赐乌斯藏，这个使团由一百二十人组成，带去了许多尊贵礼物赠给大宝法王，其中可能包括了这尊无量寿佛。民国期间，刘文辉主政西康时，与藏传佛教界同样建立了友好关系，往来频繁，公私交往中互赠礼物是常事。而当时的藏区，依然延续着政教合一的制度，刘文辉作为西康省的最高长官，且又皈依了佛都，寺院高僧、土司、头人、守备们乐于投其所好，送其佛像、唐卡、法器、经书，这尊无量寿佛也可能在此过程中辗转到了刘文辉手里。主政西康省多年，刘文辉收藏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品，为让其佛光永照，他于1940年春，请藏区最好的工匠和成都的著名木匠杨师傅，在玉沙公馆修造了佛龛、佛堂，依规供奉。 1951奶奶6月西南民族学院建院，院址最初设在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公馆。在王维舟院址的指示下，佛堂里的全部文物受到特别保护，并成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初始即由此而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家瑞馆长将全部佛像放回库房，密不示人，从而使这些珍贵的小佛像得以珍藏至今。     

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地方的见证 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管见

<正>元代，为了巩固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朝廷曾授予西藏主要僧俗首领以各种头衔、名号，并颁赐给西藏地方数量众多的印章。如今在西藏博物馆的展厅中，就陈列着一枚弥足珍贵的元代印章传世品——“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这枚印章，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见证，实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印为青玉质，质地细腻温润，印文为八思巴文所书“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面长12.4厘米、宽12.1厘米、高11.4厘米，重3.27千克。其上部为龙形钮，     

“巴”义新解——兼释“板楯”

<正> 学术界对“巴”之涵义存有诸多歧解和误解,为了正本清源,本文不揣浅陋,对巴义诸说进行辨伪,并对与巴有密切关联的“板楯”进行考释,以求教于学者大家。 一、辨“诸说” 学术界对“巴”之本义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要的观点有: 阆、白二水说。此说认为“巴”为阆、白二水曲折之状,巴居二水,故以之为族称。最初源出三国谯周《三巴记》:“(巴),《禹     

清代治藏政策的一项重要制度 金奔巴瓶管见

<正>藏于西藏拉萨大昭寺的清代金奔巴瓶为纯金质地，重约80两（约合3千克），底座直径14.4厘米，瓶身最大直径21厘米，高34厘米。其形制仿藏式奔巴瓶，由盖、身及签筒构成。签筒内配5支云头纹象牙签，签长5.8厘米、宽2厘米、厚0.6厘米，用于书写候选灵童名字及出生地。瓶面有阳刻如意云、梵文“十相自在”，盖顶嵌有白玉、蜜蜡、珊瑚、青金石。瓶口装饰如意云纹与藏式三宝珠，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完美融合。北京雍和宫收藏的金奔巴瓶和象牙签，形制也与大昭寺所藏相同。     

宋“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铜记”铭文考释

1991年3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勘探基础工程处在南宁市邕江防洪堤进行钻探施工时,从20米深处的污泥中发现一枚宋代铜印。该铜印面长5.5厘米,宽5.1厘米,边高1.6厘米,直柄钮,通高4.5厘米,正面铸有篆体阳文“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铜记”十二字,除“兵”字受损外,铜印整体保存完好;背面右侧镌有“庆历七年”(1047年),左侧则镌“少府监铸”八字。宋代铜印在广西发现尚属首次,铸有“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铜记”及年号之印殊属珍贵。因此,该铜印的发现为研究宋代依智高起兵反宋前期广西的政治、军事机     

怀念格达活佛

怀念格达活佛文／胡本志魏筱雨格达活佛是我国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上层喇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塔耶，１９０２年出生于四川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的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奴家庭。他７岁被选定为白利寺的第三世格达活佛，１７岁到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祖庭、拉萨三大寺之...     

凤凰点头裙子飘 三寸金莲显婀娜──民和土族妇女部分服饰简介

凤凰点头裙子飘三寸金莲显婀娜──民和土族妇女部分服饰简介凤凰头（图一）亦称“包头”，民和土族妇女头饰。它是在宽５—６厘米，长约５０厘米的黑布条上加放一层较为厚实的里子，在黑布条上、下部级以红色珠串，中间部分等距离地扣五缝连有直径约之厘米的梅花形镌花银...     

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第五世嘉木样活佛藏名丹贝坚参，汉名黄正光，1916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出生于西康理塘县营官坝彩玛村。1919年，经第九世班禅大师卜算，丹贝坚参被认定为第四世嘉木样转世灵童。1920年11月2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他被迎请到拉卜楞寺坐床，成为该寺寺主，统领甘、青、川、康交界地带10余万平方公里的藏族各部落。①当时，这些部落或由拉卜楞寺派遣的官员管理一切政教事务，或在宗教上受拉卜楞寺的影响和控制，嘉木样活怫做为寺主，在这些部落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嘉木样五世坐床后，因其年幼，按照有关协议寺院大权由其叔父黄位…     

中央政府主持刊刻印行的藏传佛教经典 明永乐版《甘珠尔》藏文大藏经管见

<正>“甘珠尔”为藏语音译，意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语录的译文”，也是《藏文大藏经》组成部分之一。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文字。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的200余年之间，先后涌现出吞弥·桑布扎等50多位藏族译师。他们与印度等地的班智达一起将大量佛典从梵文、汉文及邬仗衍那文等译成藏文，编写了《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10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涌现出近200位大译师，他们和阿底峡、真扎·热呼拉等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地的70多位班智达一起，又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和论典。藏文大藏经的文献由此形成。14世纪初，纳塘寺学者迥丹日热的弟子降格巴希，从祖国内地集得物资，整理并抄录成最早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此，规模宏大的藏文《大藏经》问世。     

藏族“盟誓”习俗探微

“盟誓”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种古老的习俗。它的产生、发展源渊流长,并和人类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拙文就此简单地论述了藏族“盟誓”的习俗产生、仪式、作用以及和原始文化之间的关系,恳请专家指正。一、“盟誓”概念探源“盟誓”,根据《藏汉大辞典》的解释,是指“以三宝为证发誓”,即（1）以佛、法、僧三宝为证发誓,以便使盟誓双方都能坚守自己的誓言,增进信任促进彼此的关系;（2）或以佛、法、僧三宝为证发誓,以达到辨别真伪的目的卢此外也有对天起誓,在活佛…     

浅谈德格印经院及其印版

系有以“藏区璀璨文化的明珠”，“雀尔山下的宝库”而著称的德相印经院，全名“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由德格第十二代土司清代四川德格宣慰司登巴次仁始建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它座落在甘孜州德格县城。一建筑与制版德格印经院，（以下简称为印经院）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由第十二代德格上司却嘉。登巴次仁始建。印经院的创建有两种传说：一是相传每当太阳落山时登巴次仁走官寨，隐约听到官寨南面小山包后面仿佛有几个小孩诵经的声音。于是出现刻印经书的念头。二是金沙江西岸一个叫叶绒的地方有个被称为…     

明代西藏“贡道”研究

《明史·辅教王传》、《西番诸卫传》及《野获编》卷30、《广志绎》卷5均记载,明代来京路线,是限定“从四川雅州入”。而对从河州(临夏)、洮州(临潭)来朝贡的,则拒不延接,不予赏赐。足见雅州乃明廷与西藏的交通枢纽。在明代从雅州进出西藏,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取黎州经飞越岭入藏;二是取天全六番经罗岩州入藏。前者如《松窗梦语》卷3谓西藏贡使取黎州入京是其证。后者如《明史·大宝法王传》谓武宗朱厚照派宦官刘允入藏,取“天全六番出境”是其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