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土地财产

在我国乡村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虽然自20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基本内容是适应现代化取向,但实质上,中国乡村的基本特性没有实质性改变,仍旧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数量不多的土地的生产方式没有变。土地依然是农民的衣食之本、生命之源。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受到侵害。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劳动对象和经营基础,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民权益保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在我国土地征用实践中,由于对征用基础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导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民的权益难以保障,农民利益严重流失.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的辩证分析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既包括有效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正向实践”阶段,同时也有忽视了农民土地问题的“负向实践”阶段。“正向实践”阶段的成功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大浪淘沙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在乡村振兴的主旨引领下结合国情和乡情,不断升华农民土地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负向实践”阶段的教训在于脱离了国情乡情、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使得农民群众利益遭受损失。知往鉴今,新时代需秉持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之要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角色检讨与定位思考

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民权益保护需要各级政府找准角色定位,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实际的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背离了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求,扮演了土地垄断供给者和流转利益强夺者角色,严重侵害了农民权益.研究认为切实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政府应及时向制度政策设计者、土地供给安排者、农村公共服务者、市场秩序监管者转变,并积极完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以加强对农民自主性的保护.     

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     

浅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对以往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二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农地的产权制度内在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致使农民切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既影响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程,也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需要从保护农民承包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构建农民突出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而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若干思考——基于对晋中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

农村土地流转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深度改革和创新,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土地流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土地流转率偏低,小规模经营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因此,要正视和直面土地流转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加快土地流转,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21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展望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其缺陷,原因是:人多地少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土地的产权界定模糊,缺乏法律保障;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土地承担双重的功能.文章指出新一轮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的原则: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其基本对策是: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土地的产权;尽快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权机制;严格保护耕地,建立在政府行政占用耕地中对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能够和自愿流转土地;实行科技兴农战略,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     

乡间小路与社会科学大道——《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读后

一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变化,还有乡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生活价值的变化.巨大的变迁以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民大规模流动为宏观背景,1990年代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或者大中城市务工经商.     

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基于茂名市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现实探索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这一创新型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新变化、新希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的收益率的有效途径,被各级领导所重视,也被广大农民群众逐步认识。本文根据广东省茂名市的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情况,结合国家政策和全国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推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基本建议。     

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与就业安置及社会福利政策趋向

农民"失地"是为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做出了贡献和牺牲,因为大部分农民是在非自愿的条件下被迫离开土地,既然他们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最基本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那么政府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合理补偿.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使农民能够以"土地换身份"、"以土地换职业"、"以土地换保障",让失地农民直接转变为具有一定就业能力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市民,那么,也就不再会存在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了.     

“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市场化改革促使乡村进入到"转型社会"情态,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而"理性化",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以及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性选择’人际关系"。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但这种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农民合作的同时,又与乡村中传统因素和农民尚未进化的价值理念高度叠合,成为农民组织化或走向现代意义"真正合作"的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推进乡村"软环境"建设,即农民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工程,包括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网络"、开展公民教育、推动乡村信任结构转型等,促使农民人际关系再造,确立起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而建构起一个普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论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障

城镇化发展涉及土地和人口两种资源要素的再配置。保障农民权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要义。由于历史上二元体制下农民的身份限制还没有完全消除,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还不彻底,我国农民在实现土地财产权益、与城市居民同等享有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在现阶段,要不断完善和推进实施居住证制度,为实现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过渡、做准备;要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关系城乡转移接续等。     

从《民法典》看乡村治理中急需关注的十个法治问题

结合我国《民法典》的实施,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意义重大。研究这些问题时,要重视两个核心的民法规则:一个是《民法典》第96条关于农村集体法人作为民法特别法人的规定;另一个是《民法典》第261条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规定。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组织及其所有权制度的重大变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准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土地理论、农村集体化理论,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涉及农业的经济基础已发生本质变化的情况下,勇敢地推出农村地权流转的政策思路。在乡村治理的法制建设中,要解决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相区分的问题;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中建立股东大会、成员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问题;完善集体组织中的成员和成员权的制度设计;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把"三权分置"当作一项重要的制度予以推广,搞清楚地权运作的法律基础问题;把紧宅基地审批关,推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满足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权利及新型农村合作社问题的需要;解决农村集体、农民家庭和个人的各种土地权利登记问题。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问题研究

盘活利用农村宅基地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要素、盘活农民"沉睡"的土地资产、保障乡村振兴用地需求意义重大。乡村振兴背景下盘活利用农村宅基地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存在法律制度障碍、宅基地使用权回收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难以落地实施、村庄规划长期缺失及相关制度配套不到位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建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长效机制、创新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以及强化村庄规划引领等方面着力推进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     

"生存伦理"与"理性意识"的共生与紧张——20世纪20-40年代苏南乡村地权关系的经济伦理解读

20世纪20-40年代,苏南乡村地权关系中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和"一田二主"的特殊现象.本文借助以斯科特为代表的农民"生存伦理"和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理性意识"两种理论资源,探讨了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特定地域经济发展背景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农民特殊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     

反哺农业背景下乡村治理路径创新

在反哺农业背景下,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涉及到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目标体系的重塑和农民参与方式的打造等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发展、农民身份和农业经营的根本性交革,乡村治理必须在处理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市场以及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层面实现路径创新,即以组织化方式推进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以合作化方式推进农民与市场的有机衔接、以制度化方式推进乡村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最大化、以利益相关方式实现村社居民的自主性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