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求和的司法文化——以“《春秋》决狱”为例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尊尊与为尊者讳：春秋公羊义的二重性探析

尊尊与为尊者讳是最重要的春秋公羊大义。尊尊主要表现为尊王、尊君和尊礼三个方面，而为尊者讳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批判。尊尊与为尊者讳涉及公羊大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体现公羊大义所蕴涵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二重属性。理性审视公羊义的二重性，对于克服将公羊家政治儒学完全理想类型化或完全意识形态化两种思维偏至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亲亲与尊尊：先秦儒家对父母 服三年之丧礼意解读的再检讨

有关三年之丧的礼意解读,笼统地说不外"亲亲"与"尊尊"。然而,先秦的不同文献中,或有偏主"亲亲",或有偏主"尊尊"。就文献而论,有三种基本的立场:《丧服》经传主"尊尊"说,《论语.阳货》与《礼记.三年问》主"亲亲"说,而《丧服小记》、《大传》与《丧服四制》等《礼记》中的文献则主尊亲并重说。即便如此,在不同的文献中,"亲亲"与"尊尊"的具体内涵亦颇有出入。因此,当我们论及"亲亲"与"尊尊"之原则时,恐怕不可一概而论,而当根据其具体的文献背景来厘清其应有的内涵。     

孔子伦理思想的体系与结构

认识孔子思想,必须从认识其伦理思想开始,因为伦理思想是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孔子伦理思想源于远古氏族血缘宗亲观念,并从西周礼制和宗法观念中全面继承了三代的伦理遗产.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的目的是为其恢复三代政治理想和"克己复礼"服务的,也是为了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治理乱世的伦理约束机制.因之,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精神实质是"亲亲而尊尊","敬上而尊长".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孝"悌"忠"信";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关系框架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孔子伦理思想的价值体系是从"亲亲"的目的出发,注重血缘关系和宗法礼制的传统原则,从维护"尊尊"的目的出发,强调了血缘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合而为一;孔子伦理思想的价值判断准则是不重形式而重本质,强调"亲亲尊尊"的精神高于一切,并且认为"百行孝为先".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再论"宗统"与"君统"——以郑玄笺注为中心的考察

君统与宗统之关系,系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此争论颇大.分析东汉学者郑玄对<三礼>及<诗经>的笺注,并结合相关金文资料,证实两周时期天子、诸侯之臣属虽在名义上仍奉天子、诸侯为大宗,维系着"亲亲"的关系,但实际上更强调他们在宗法上的分离,突出"尊尊"的政治关系.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从历史观的维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

从历史观的角度与从价值观本身的角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后者只说明善与恶的分界,前者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进一步说明.判断善恶的历史标准又源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而带有历史必然的东西不一定表现为"客观的善",这需要正确理解社会进步、道德进步、道德合理性等概念,以求对道德本质的科学理解.     

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阐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体现了不同阶级身份之人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上的差别,使他们不平等地位合法地公开化。准确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须从亲亲和尊尊的角度出发,得出"礼下庶人,庶人有礼;刑上大夫,大夫用刑",以及礼与刑的等级性与阶级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必须彻底抛弃等级观和阶级观,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西塞罗对希腊晚期三大伦理体系的批判

本文对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主要伦理学著作<论至善与至恶>进行了解析.作者指出:西塞罗抓住希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紧紧围绕至善问题批判晚期希腊三大主要伦理体系,将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的内在逻辑矛盾和外在实际困境展示在人们面前.西塞罗的政治、法律著作中已经包含着"公民伦理"的思想,通过<论至善与至恶>的写作,西塞罗基本上完成了对希腊伦理学遗产的清理.这种批判性的扬弃使他不但能够兼收并蓄,为发展适合罗马共和国的伦理思想改铸出一整套拉丁伦理学术语,而且以他那个时代和民众的共同道德意识为裁决标准,重整了适应主流文化发展的道德准则.     

自我利益追求的"致恶"与"致善"

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究竟是导致恶还是导致善?对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究竟应该遏止还是放任?"致恶论"与"致善论"均有偏颇之处,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可能"致恶",也可能"致善".对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不能"堵",也不能"放",而应采取"疏导"之法.     

从《嘉莉妹妹》看城市生活的本质

阅读城市小说之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我们得到有关城市生活本质的几点认识:一、城市生活具磁体引力--多样性、开放性和不可接近性;二、城市生活具有隐私性,因而带来城市的道德模糊含混;三、城市是善与恶的过分集中展现地,城市的本质即人的本质.结语引用<圣经>一节经文作结:"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释"忽"

"忽"有"偶"义,可翻译为"偶然"、"恰巧",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失收此义.     

从韩剧《人鱼小姐》的人性揭示看韩国人的价值取向

韩国电视剧<人鱼小姐>讲述了发生在现代人身边的故事,诉说了"人性"这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论文通过分析作品对人性美与丑、善与恶的揭示,"显善昭恶"、"抑恶扬善",探索韩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并试图通过分析作品对善良人性的讴歌,对人性丑恶的鞭挞;对主人公与苦难抗争精神的叙写,对人间真情的渲染,以及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倡导等,展现带有浓厚儒家思想烙印的东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意识相融合的当代韩国人的精神世界.     

先秦儒家“亲亲相隐”原则的实质及其法伦理意义

在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原则萌芽于先秦儒家。作为一种法律思想,亲亲相隐原则最能反映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实质,其实质是一种“权”,其目的是一种给以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将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权力授权给家庭。从法伦理意义上说,亲亲相隐原则是儒家仁爱精神在外扩展过程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的一种选择。同叶,也赋予法律一定期待可能性,即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给予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可以软化国家法律的残酷性。     

《周南·螽斯》诗教义发微

<毛诗序>对<周南·螽斯>诗教义所作的阐说,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后世经师有反序派、尊序派,对<诗序>的理解并不一致,讨论主要围绕"后妃不妒"和"子孙众多"两个关键词展开,汉郑玄、唐孔颖达等笺疏<诗序>,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若螽斯不妒";宋代"反序派"欧阳修、朱熹等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非螽斯不妒";南朱"尊序派"范处义、张纲等认为<螽斯>讲"由螽斯不妒,而后妃不妒";又有经师认为<螽斯>讲"非螽斯不妒,非后妃不妒";今文<韩诗>则认为<螽斯>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多",更在于其"贤",所谓"母教圣善,不止不妒而子多".以上诸家,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毛诗序>之说."借问中宫谁作范,千秋宜把后妃师",<螽斯>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且关乎皇室安宁、子孙昌大之"国家大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现代诗学"反对<毛诗序>,提倡在"就诗论诗"原则指导下解诗,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然实未得<诗>之本相,与"古典诗学"相去甚远.     

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含混主题论析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是美国作家霍桑最著明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将自己对人性善恶的复杂理解通过富有象征意味的人名、意象和时空隐喻以及主人公古德曼·布朗和费丝言行的含混矛盾表现出来,从而突现了小说的"含混"主题--人性本质的亦"善"与亦"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