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也谈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周平教授商榷

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取向的支配,因而政策主体的阶级属性及其性质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并非“民族主义”取向,而是以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为最终目标,适当倾向少数民族权益的维护和实现,从根本上说,是“国家主义”取向;中国民族政策演进发展的基本逻辑的各环节对少数民族权益的确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仅是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实现的重要方面,其最终指向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权益.采取现行民族政策是否蕴涵着风险,蕴涵着怎样的风险,不能武断得出结论,而需要经过调查、实证.     

我国的民族成份政策与少数民族的族籍权益保障

族籍权益在公法层面是指基于特定民族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族籍权益对于维持群体特征与实现认同,构建和谐社会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族籍权益主要基于民族成份政策产生,并成为少数民族成员据以实现民族平等的一项重要手段。转型时期我国的民族成份政策面临着复杂的实施环境,日渐增多的通过更改民族成份以享受更多利益的趋利现象,客观上使实施民族成份政策与保障少数民族族籍权益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进而使民族成份政策面临挑战。当前,加强族籍权益立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趋利倾向,推进民族成份事务管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应该成为完善我国民族成份政策,保障少数民族族籍权益的重要任务。     

利益与民族的关系透视

利益与民族具有天然的联系,利益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利益是民族形成的驱动力,没有利益的因素,民族作为一种集团不可能产生;其次,利益推动着民族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含有利益的内容.民族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反作用.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实现的工具;利益的实现是民族认同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述评

近年来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渐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民国中央政府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历史上创造性地将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的普及工作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并作为一项专门的社会事业以有别于古代文教政策语境,制定系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来予以推进。本文从边疆教育史、民族教育史、地方断代史、政策专题研究等四条研究路径概述学界对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讨论了课题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从利益集团理论看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利益的特殊性

在现代政治学中,利益集团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利益的日呈多元化,已逐渐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或利益主体。其中,由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利益的特殊性,已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利益的特殊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及边境安宁、国防稳固,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少族民族生态文化的创新、转换与发展

生态文化是关于天人之道也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揭示和展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是一种能够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必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创新,转换和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工作,把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民族聚居区付诸实施,引导少数民族参加革命,使民族解放的斗争与中国民主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进程。少数民族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政策终结中的团体利益与利益团体辨析——以购房落户政策为例

购房落户政策在公平性和合法性方面都有着严重的弊端,但却在一些地方回归有其现实语境,除了经济形势影响之外,团体利益对该政策的成败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先富者、房地产商和相关行业经营者、当地市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是购房落户政策关涉的主要团体,除了中央政府外,其他团体都构成了该项政策中的利益团体。通过利益团体分析可以厘清既得利益者,有利于中央政府更换思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约束房地产行业,及时集结各种力量推动购房落户政策的终结。     

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民族教育

本文论述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之特性、功能与价值 ,以及它与民族教育的关系。     

云南民族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

欠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其不同于发达地区的特殊性,存在一系列制度约束,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从“制度”着眼,寻求解决民族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治本之道。     

构建和谐社会与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虽然得到了重视,但其权益还缺乏法律的充分确认和有效调整。为了实现社会和谐,政府作为全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秩序的体现者,应当为利益表达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使多元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供决策者调控、整合、汲取,从而制定出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     

民族旅游与民族文化的变迁

在民族旅游中 ,游客往往追求旅游对象的“真实” ,即一切没有被刻意加工、破坏的最原始的东西。一般来说 ,随着更多游客的到来 ,主客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等原因 ,当地人就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去迎合游客 ,沦为“被旅游者”。这样一来 ,就失去了游客最初想来看的“真实” ,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当地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逐渐丧失。因此 ,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 ,如何重建民族文化价值也就变得更紧迫、更重要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身体与性: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商品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造成了少数民族妇女的贫困化趋势。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导致了妇女身体的商品化倾向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些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妇女为了生存被迫从事卖淫,从而助长了地下性产业的繁荣。性的商品化发展也致使拐卖妇女越境卖淫的犯罪活动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泛滥开来,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论我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及其政策支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教育一直都实行着特殊的优惠政策。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是由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的特殊性主要受到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到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再到新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特殊阶段的演变,但其中的特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把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定一系列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的政策;另一方面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其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在贯彻这一成功的经验的同时,更多地应该关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部的语言与文化等特殊性问题,进而使民族教育从数量发展模式阶段迈入质量发展模式阶段。     

经济全球化利益与分享

经济全球化较之不进行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全球福利的增加,即“经济全球化利益”,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主体取得“多赢”或“双赢”提供了可能性。经济全球化的我国内外的利益关系是正和博弈的利益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内外利益关系是“双赢博弈”,也可能是“赢大于输博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我国对外利益关系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与国外合作做大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全球化利益。     

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的优惠政策演进

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不同的时期。在各个时期内,民族贸易与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优惠政策得以发展、完善,呈现出连贯性和一致性。在不同时期国家又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政策显现出变化性。从演变过程看,这一政策从建议到政策、最后上升为法律,政策执行的机制化、规范化,显示出它的日益成熟性。     

环境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应比较与政策配置

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管制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不同,本文通过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重点比较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排放标准、排污许可与排污权交易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进而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政策与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实施条件和创新效应.结合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实践与我国的现实背景,指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设计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合理选择与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