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回到文学的历史现场——《文史哲》杂志举办第三期青年学者工作坊

<正>近年来，从文学中复原和呈现历史的现场感和氛围感，已成为研究工作中一种重要而共通的学术取向。文学是一种主观与客观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行为，它从来不是自足自为的，而是始终处于与政治、社会和思想的角力之中。只有将文学文本放置于历史现场，考察文学外部的多重力量对于文本的作用，以及文本对于历史的建构，才能真正理解文学作品蕴藏的丰富内涵，并且全方位揭示历史的多元本相。有鉴于此，《文史哲》杂志以“回到文学的历史现场”为主题，于2023年6月3日在山东济南举办第三期青年学者工作坊。     

“红色经典”与“黑色系列”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 2 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黑色系列”是指上世纪末以来 ,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出现的一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并加以批判与反思的文艺作品。从“红色经典”到“黑色系列” ,我国的主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 ,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 ,又在思想与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开拓、创新。“红色经典”作品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而忽视了其审美性 ,而新时期文学的“黑色系列”力戒阶级至上的弊端 ,在表现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和人的情感心理的无比丰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     

苦难的变迁——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诉苦运动

红色经典文学沿袭了左翼文学中的诉苦笔法,同时契合了诉苦运动的技术机制,在特殊年代参与了阶级苦从个体经验到意识形态的生产,也记录了诉苦运动的意识过程。红色经典文学成为研究诉苦运动历史过程的一种思想史料,它承载着历史时刻的思想状态,往往又具有完整的历时演化轨迹。不同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显示出诉苦运动的操作手段逐步升级的趋势。     

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

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在转向中 ,人们最大的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 ,文学审美性的消失 ,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当代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 ,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因此 ,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 ,关注和寻找“间”性 ,重建文学 -文化的公共场域 ,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革命文化视野中的河北“红色经典”》

该书运用文学、党史党建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首次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集中、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充沛的激情和理性分析中,彰显了河北"红色经典"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引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史与活的记忆

经典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狭义的文学文本,即通过书写和评价而固化、经典化了的书面文学形态。固化了的文学典籍文本是特定时间断面上留下的体验记忆,而经典的文学史就是把这些固化了的记忆片断通过某种逻辑联系起来,构成了关于历史过程的想象。这种历史叙述虽然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对于历史活动过程的解释却是建立在想象逻辑的基础上,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活态。对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种对持续地发生和发展中的活态过程的关注,即关注文本背后的活动形态和发展演变的动态,更加关注文学行为而不仅仅是固化了的文本。这就是对活的记忆的追寻和重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典籍文本所记录的历史片断不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持续的活动延续至今的活的历史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应当从经典的研究思路中拓展开,关注这种被典籍掩盖了的记忆,通过寻找这种文本外的活动与经典文本的关系而形成新的更加系统生动的历史记忆。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

1949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误区 ,这就是人们无一不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一个有其发生、发展与终结的完成了的历史 ,并将当代文学看作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然而 ,现代文学是一个因时代原因被“突然”中断其发展的未完成的历史 ,在短短的三十年间 ,它无法实现变革传统与向西方学习的理想 ,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 ,没有产生作为文学史标志并足以与传统和西方文学相比肩、影响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经典作品。当代文学在特殊的时代与政治影响下发生 ,与现代文学存在本质的差异 ,无法成为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作为文学史 ,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德国流行文学简评

20世纪60年代德国作家罗尔夫·迪特·布林克曼首次将美国媒体理论家莱斯利·菲德勒“流行文学”的概念引入德国。相比美国流行文学的标志“垮掉的一代”，流行文学在德国则承载着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意义。最初的流行文学是20世纪对神圣正统的市民经典文化中所提倡的“美”和“善”的反思。在内容和方法上吸收了流行文化元素，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