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重庆地区移民行帮研究

移民经营的各行各业所显示的地域性特征及利益上的排它性,各行各业经营者与地方官府之间形成的以＂应差纳赋-颁发牙贴＂为基础的利益关系,成为移民行帮形成的深层理由。清代重庆移民行帮既显示出很强的移民来源地特征,也显示出很强的移民家族特征。利益当前,移民行帮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而移民行帮成员的内外部关系调处也极为不易,这就使得移民行帮自身整合难以实现,它对清代重庆移民社会整合的正向功能是有限的。     

清代重庆的商业诉讼及其审理

随着清代重庆商业贸易的兴起,诉讼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地方官府尚没有清醒的认识,但诉讼已成为商业纷争救济的最重要的途径.清代的商事纷争审理仍然需要依循律例的相关规定,在律例无明文之外,地方的商业惯例和商人团体制定的行规是审理的主要依据.     

浅议清代民间调处制度

民间调处作为清代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官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十分依赖,大量社会纠纷都会通过寻求民间调处方式得到解决。通过运用司法档案、契约等文献对清代民间调处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已经逐渐得到发展、完善,已初步具有调处主体类型化、调处运行机制制度化、调处依据多元化的特征。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民间调处在清代社会纠纷化解中扮演了更为重要与有效的角色。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移民、善堂与地方权力结构——以清代巴县至善堂为例

清代的巴县是以移民与移民后裔为主的城市。善堂在地方社会中不仅扮演着移民团体自我救济、互相帮助的角色,同时也是移民团体扩大在地方社会中影响力的有力方式。透过善堂,移民商人找到了进入地方权力网络的路径。本文通过对清代巴县至善堂的考察,力图揭示出善堂在移民商人与地方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勾勒出善堂在移民为主体的地方社会中的独特运行模式。     

清末汕头保商局创建始末

清政府于清末在沿海地区专设保商局以保护归国华侨的利益,体现了官府在对待海外移民政策上从传统的"海禁"到"护侨"逐步转型。通过汕头保商局的个例分析,指出汕头保商局通过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在官府的支持下,逐步实现了本土商人联盟的建立,通过创办巡警、解决商务纠纷、组织商行"报效"等系列事务,构建了商人治理地方事务的模式。虽然在"护侨"事务上有所不及,但对于振兴本土商务、创建良性的商业环境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呈现了清末潮州官府与商人、地方名流对于地方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清代佛山的水事纠纷研究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腹地,明清时期,发达的水运系统使佛山迅速崛起为全国四大镇之一.然而围绕着水资源及其利用,如堤围的修建、涌道的清浚、水环境等问题而不断发生水事纠纷.清代佛山水事纠纷的发生、审判及其结果表明,虽然地方权势已是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但是不能由此推测佛山地方社会实现了自治化.在处理各类有关水事活动的矛盾纠纷,尤其是发生于区际之间的纠纷中,官府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学额纷争、移民族群和法律实践:以嘉庆朝广东新安县和江西万载县为例

作为科举考试中各地录取学生的额度,学额被视为一种公共教育资源.清代嘉庆一朝,广东新安县与江西万载县的土著与移民之间出现了学额分配上的纷争.这两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不仅表现出地方两个群体在公共教育资源上的竞争,也展现了清代地方社会族群建构和法制的有关内容.     

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政府建立良好商业秩序的政策导向下,江南地方政府在对商业秩序的整治做了大量积极的努力:禁止勒索外地商人,清理地方黑恶势力,禁止侵犯他人商标权,安置失地居民,处理公共事务,官府出面缓和劳资矛盾。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为江南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过去我们较关注商人自身躲避商业风险和建立商业秩序的努力,但实际上清代各级政府对商业秩序整治的作为往往是决定性的。     

思想史视域下的清代调处息讼制度解析

清代调处息讼制度在清代纠纷机制解决研究体系中地位重要,得到了学界极高的关注,但既有的研究在考察调处制度的基础上关注经济层面过多,对精英群体的理念与叙述过多关注,忽视精英秉持的意识与民众意识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将清代调处息讼制度整体纳入思想史的视角之下,意在体现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文章从历史基础溯源、社会结构基础及思想文化考察三个角度为出发点,并着重考察在传统社会中生成的调处息讼意识是如何由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向普通民众间传播的。     

中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探源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本质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汉代就有商事登记的规定,以后历代均有类似规定,但若与西欧国家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相比,这些规定多只具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外部特征,而缺失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以商业为本的精神,直至清末,才有了与近现代意义商事登记同质的规定。     

清代重庆书院的兴衰与流变

清代重庆书院的发展基本与全国书院发展趋势一致,历经迅速发展、整体繁荣、清末改制废止的流变过程. 但由于重庆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书院发展变化起伏很大,出现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和雍正、嘉庆、咸丰、宣统四个低谷,这是清代以前历朝历代未有之现象. 清中期,重庆书院的普及与繁荣是响应清政府书院扶持政策和顺应地方文化教育发展需要,在全国书院高速发展大潮流推动下的应然之景,而清末的改革、改制与废止则是在"西学东渐"、"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为适应社会时局变化不得不"改"的适然之策.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清代湘西商业市镇的发展及其原因

清代,经济并不发达的湘西崛起了一批规模不小的商业市镇,成为湘西历史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原因主要表现为山区开发促进了整个湘西经济的发展,为市镇的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大量外来移民为其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交通的发展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了条件;教育的进步为其兴盛提供了智力支持。四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湘西商业市镇的发展与繁荣。     

佛山坊刻出版商的商业活动探析

以商业的角度,来探讨佛山坊刻的出版商们的生存状况、营销手段以及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佛山的坊刻出版业出现在民商混住区,以家庭小作坊的经营状态存在,在生产模式上未经历清末国内书坊业的转型阶段,最终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明清海禁政策与海上商业力量的消长——以王直、林凤、张元隆海商集团为对象的个案分析

明清时期,国际海上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海洋经济的勃兴促进了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和兴盛。武装海商集团的出现则是这种张力的独特表现形式。但同时,明清朝廷对海疆安全愈加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限民防外的海禁政策。16世纪以来,以王直、林凤、郑芝龙为代表的海上商业势力相继叱咤于东南沿海兴盛一时,但由于缺乏适宜生存的社会土壤和发展空间,终至走向败亡。以张元隆为代表的清代海商是和平发展海上贸易的典型,却仍不能见容于清王朝。张氏欲依靠自己的船队走向世界以与西方海上势力争锋,这种锐意宏图最后只能在中国海上商业力量发展史上再增添一幕时代的悲剧。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略论近代荆沙商人团体的发展和演变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早期沙市商会通过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近代荆沙商人团体的发展和演变,理应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商会史和湖北地方史的重要内容。     

洪江古商城商道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洪江古商贸城是一座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史料大全的活性博物馆。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价值体现在:历尽沧桑的古城水脉,自然的扇状空间结构,蕴含商道文化的街区景观,《清明上河图》的活版本,颇具商道文化色彩的明清建筑,极具传奇色彩的商道轶事传说。因此,对洪江古商道文化遗产应进行有效的保护。     

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

文章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对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形式进行了探讨。扬州发达的运河航运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商业城市的地位,为清代扬州关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经过扬州关中转到全国各地,推动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扬州也由此成为清代前期运河沿线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