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笼络功臣,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铁券制度。明太祖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之高低,将铁券定为七个等级,把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作出较为具体的限制。随着明代皇权的不断加强,胡蓝党案兴起,铁券制已遭破坏。永乐、景泰、天顺至正德时期,赐券对象、铁券免死功能已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及政治需要来决定。其制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皇权政治的走向。     

明代中期罪宗庶人归类论析

好奇之流 ,然而 ,绝大多数则因贫贱无赖、资身乏策而又投诉受阻才被迫为之 ,明政府既不废黜现成的宗藩禁令 ,让他们自谋生路 ,又不给予他们应得的禄粮 ,一味讲求拘治囚禁 ,唯其如此 ,宗室动辄得咎 ,进退维谷 ,这不仅对根治宗藩弊政毫无裨益 ,而且由于罪宗庶人数额的膨胀 ,使明代社会从此掮负了罪宗庶人问题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 ,直至覆亡 ,仍未能甩掉。而宗藩问题本身也成为与河患、边患并难处置的时代三大难题 ,这是与明太祖置封设藩的初衷大相悖谬的。(四 )犯颜上奏 ,得罪帝王。有明一代 ,宗室陈奏 ,或出于陈请名封、婚嫁、禄粮 ,或因奏讨…     

明初政局论析

明代极端君主专制政体的奠基者是朱元璋 ,其核心精神为“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明初强化皇权的政治运动并非某种单一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是由当时诸种社会矛盾和多方面客观政治因素造成的。朱元璋主要采取四项重大措施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一、废罢丞相制度。二、诛杀“元功宿将”以“振纪纲”。三、“封藩”以使诸王统兵。四、整肃吏治。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明初政局发展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 ,对于深入进行明代政治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明代祖训与宗室犯罪的量罚问题

祖训是明太祖训导后世子孙的皇室家训,是明代预防宗藩犯罪的法宝,朝廷惩治宗室犯罪的利器,并被奉为处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圣条,经过明初的政局变动和后来宗藩政策的变化,祖训的神圣性虽不曾改变,但罪宗的量罚并不遵依祖训教条,而只是一种旗号,假借祖训名义的量罚,对于惩凶除恶、打击犯罪有害无益,宗藩问题的特殊性始终没有改变.     

地方学者的“兵要地志”新论点

兵要地志是军队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的现实与历史情况及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论述和评价的一种参考资料。地方学者沈克尼在《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撰文《我国兵要地志源流概说》认为,“兵要”一词最早见著于史籍的是《左传》,“地志”一词始于西汉。而“兵要地志”之称在我国的出现和使用则在民国初年。文章以“兵要”与“地志”的考论为始,叙述了我国兵要地志由明代军事要地志的雏形,发展到清代末年的“地理兵要”,直至现代的兵要地志的历史过程。     

明代宗室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宗室发展分为汉晋、唐宋、明清三个阶段，在宗室文化发展的阶梯中，汉晋是开创阶段，唐宋是发展阶段，而明清则是高潮阶段‘明代宗室文化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承传了前代文化发展的丰富遗产，以之进行再创造；另一方面又为其后清代宗室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明代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主要成就、特点及其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一、明代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明初，明太祖为巩固统治，“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岁操军马，造作军器。”①使藩王置护兵，手握兵权，分镇险要，节制公侯，建立了“宗室典兵”制度。然而，这些…     

明代女官制度探析

女官之制是中原王朝一项传统的宫廷制度，本文耙梳正史、类书及笔记资料，认为明代女官制度之机构完备、职掌明确、系统独立等均超佚前代。明太祖朱元璋力图用设置女官严阃围之政、杜阉宦之祸，将女官制度作为强化君权的措施之一。明代女官制度对于禁女宠、贬外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对宦官势力的阻遏却成效甚微。     

宗藩入继与西汉政治的发展

宗藩入继作为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对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在两汉历史上多次出现宗藩入继的现象。本文重点考察了西汉文、宣、哀三个皇帝宗藩入继之后对西汉政治产生的影响。通过西汉一代的考察,可以发现宗藩入继对王朝的政治运作具有体制上的必要意义,其对前汉刘氏皇统的延续、政治格局及大政方略的承继与修正,构成西汉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这种体制性安排只适应汉初宗藩强大的政治状态,与随后汉室限制宗室活动的政策存在内在的冲突,其对西汉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大的历史特殊性。本文试图提供另一种观察汉代政治体制的视角,并适时评估了宗藩入继对两汉政治演进的多方面意义。     

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

金圣叹与明代显宦王鏊后裔的关系 ,是以交游为中心的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今将苏州《王氏家谱》与圣叹有关著述对读 ,发现子文、斫山、公晋、道树、勤中、轮中分别为王鏊五世、六世孙。他们凡在明代已为诸生 ,鼎革后皆隐居不事新朝 ,甚有捐躯报明的烈士 ;即便入清后为诸生者 ,亦有隐逸倾向 ,而无仕途之求。诸王多有财兼有才 ,家道中落之后仍好客不衰 ,承继了祖上的豪侈之气和爱才之风 ,大多深浅不同地参与了金氏评说“众经”的文学活动 ,为才子金圣叹所敬重。借助家谱探讨其社会关系 ,不失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要途径     

出入兵儒:王夫之兵学思想述要

身为一代硕儒,王夫之对于军事问题也有广泛涉猎,在战争观、战略战术和兵制建设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并借此对明代灭亡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和反省,试图找到反清复明的方法.就战争观而言,王夫之对"仁义"和"爱民"等论题有深刻阐释,表现出明显的兵儒合流的特点;在战略战术方面,王夫之并不拘泥于儒家传统道德的束缚,在攻守之策等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在兵制建设方面,王夫之认为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兵制,顺应历史发展和战争需要,及时对兵制进行变革和调整.出入兵儒的王夫之,其论兵之作留下了特殊的时代印记,也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     

锦衣卫与明代皇权政治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意在于强化和提高皇权。但随着明代政治走向的曲折变化,其行为范畴也随着明朝君主的实际具体需要而有所变化。明代司礼监及内阁势力的消长对锦衣卫的行为也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作用,锦衣卫镇抚司不仅仅服务于皇帝,锦衣卫的卫帅也视司礼监、内阁权势高下而与之交结,对明代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考察锦衣卫自身行为范畴的变化,有助于理解明代皇权的发展走势。     

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

宗藩是影响明代两湖地方的重要因素之一。两湖地区不仅建藩数量多,且分布广,存在时间长,其影响除了以往关注较多的田地占有以外,还有宗藩之供应与役使、宗藩与地方统治秩序、宗藩与地方社会生活等方面。具体表现如:加重民众赋役负担、干涉地方官府行政、挠乱地方社会秩序、恶化基层社会风气。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

明代宗藩制度与宗室人口增长 1.明代优待宗藩的制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泽惠他的子孙后代,采取封王建藩制度。先后制定《昭鉴录》、《永鉴录》、《皇明祖训》等家法规范,要求作皇帝的“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做藩王的“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他还谆谆教诫皇帝与藩王,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这种宗法封藩制度,目的为“宗社永有盘石之安,亲藩同享无疆之福。” 明朝宗室享有很高的爵位、官品和俸禄。明制宗室爵有八等,皇帝嫡长子为皇储外,其他诸子皆封为亲王;亲王嫡长子世袭亲王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郡王位,其他诸子封为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玄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爵位。     

明代无赖阶层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

<正> 近现代意义上的流氓,在宋代称“捣子”,而在明代则称“光棍”,有时又称“喇唬”、“无籍之徒”或“无籍波皮”。笼统地说,则可称“无赖”。明代的无赖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极为活跃,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建设性不足,而破坏性有余。1.明人黄凤翔曾就无赖冒充缙绅打扮,以期与缙绅为伍的实情作过如下深刻的揭露:“又有无赖子,家绝诗书世泽,目不识丁,日与椎埋屠沽为伍,而俨然妆首者,一如(扌晋)绅冠帽之制,恣情(足俞)僭,慢无忌惮。”(《救时名实论》),《明文海》卷88)其实,明代的无赖何尝只是僭用缙绅服饰,而是实际参与政治。明英宗以后所实行的捐纳制度,为无赖参与政治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明人骆问礼一语     

桂剧的源流与形成——与胡仲实同志商榷

胡仲实同志的《桂剧源流考》(见本刊1980年第三期,以下简称《源流》)认为,“桂剧之萌芽,当在嘉靖前后,发韧于弋阳腔之‘错(杂)用乡语’,是距今约四百余年的事。”关于桂剧的产生、演变及其发展的历史,从四十年代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本文对桂剧的源流与形成,也发表一些管见,以就教于胡仲实同志和对桂剧历史有研究的行家们。关于广西有戏之始桂剧是广西的主要地方剧种,但不能说广西自有戏剧活动,就产生了桂剧。《源流》认为戏曲传入广西和桂林有戏之始,“当系明代洪武年间,或稍晚一点,但也不会迟于永乐以后。最早的戏班应是靖江王府内的宫廷乐伎”。其理由是:据《明书》,洪武三年,朱守谦为靖江王,国桂林,“赐冠禄如郡王,官属如亲王”。明代亲王府的官属,有“典乐”一人,负责管理王府乐队。因此,就认为这支乐队“除演奏雅乐,以备礼仪外,还兼演奏俗乐,这俗乐中就包括有戏曲。”他又据李开先《小山乐府序》:“洪武初,亲王之国,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明代西域入附回回人口及其分布

近年笔者在整理明代回回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关西域回回入附内徙中原的记载数量最大,始自明太祖洪武中,迄至明神宗万历初,历时二百年,年年有之,月月不乏,可谓是继元代以后中国历史上西域回回入附中原的又一次高潮。兹仅就明代西域入附回回的人口及其分布情况作一简要介绍,或可有益于明代回回问题的深入研究。     

论原始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以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都在不同程序上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按此理解，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便是一种因果上的体用关系。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说化解了外王儒学，使外王儒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儒学长期郁范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把儒学从一门创世之学变成为随世之学。这大大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始儒学中的外王之学是一笔独立的思想资源，而要借鉴这笔资源，需要我们就原始儒学的许多方面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原始儒学中各具独立性的两大组成部分。鉴于在儒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王之学的漠视和化解，文章具体考察了孔子为王的历史真相和王学义理．并认为当政治失序之时，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在外王而不是在内圣。他对新型君子的设计，同样强调必须具备政治能力。     

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

明代田赋之征从“折色”制到“征银”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项税收都逐步实现了用银征收,从而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粮食价格波动和海外贸易都造成影响.田赋征银增强白银的货币本位地位,促进了国家税收商品化、国家财政市场化,因而明代商业、市场、外贸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连为一体.税收征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客观上能够节约仓储及管理费用,在增加明代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统治和管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