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价值性与社会学立场——以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价值有涉”为理论起点

社会学史家一直以来把是否“价值无涉”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反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仔细研究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最先提出的实证主义观点可以发现,实证主义其实是“价值有涉”的.将价值判断引入并作为实证社会学与非实证社会学的区别点,实际上源自于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对孔德社会学理论的改造.而这却使社会学研究从此走进了“价值误区”.事实上,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区别点应该定位于理论研究的假设不同.价值有无涉应该定位于社会学具体研究中实证层面社会学和规范层面社会学的区别对待.从而无论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反实证主义社会学,事实上都可以形成自身的价值立场.     

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立场

价值阙如比价值无涉、价值中立更吻合韦伯文本的原意.价值阙如强调遵循价值关联,在研究过程中将价值判断悬置起来,存而不论,达成社会科学的客观可能性,做到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韦伯主张价值关联、价值阙如、事实判断,反对价值分离、价值判断.但价值阙如思想导致了虚无主义,是乌托邦.建构主义、结构化理论等发展了韦伯的方法论.     

论韦伯的“价值无涉”

为了抵制对自然科学的盲目推崇,韦伯一方面强调文化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具有价值和意义,为了保持文化科学的严肃性,韦伯另一方面又提出“价值无涉”的主张,反对将学术研究与价值判断相混淆。韦伯的这种观点,也许并非无可争辩,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再论“价值中立”及其应用限度

价值中立原则源自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韦伯则划分了研究中“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两个阶段,阐明了各自的必要性与有限性。社会科学研究应奉行有限度的价值中立原则,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讨论价值中立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限度,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试论陶渊明对人的"社会性"的超越——兼与王国璎先生商榷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个性、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诗人。形成其“个性”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和途径,是深刻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疏离“政治”、超越“社会”及对现实人生的成功安顿。认可陶渊明“个性”和“自我实现”价值的关键,是尊重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无涉的个体价值。     

对韦伯“价值中立”问题的探索

韦伯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价值中立”理论系统化。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前在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却也有人对它质疑。并且其争论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虽然“价值中立”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其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立法程序的价值体系初论

立法程序并不是纯粹的制度形态,而是一定价值形态的载体和外化物,它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追求。立法是一个有价值导向的运作过程,而不是一个与价值无涉的机械的纯粹的时间流程。立法程序这一制度的良性运作有赖于其内在价值体系的支持,正是这个由“正义、效率和秩序”等构建的价值体系给立法程序具备了一定的刚性和韧性。     

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自然科学历来被看成是一种纯客观的、与人的因素无关的人类知识形式 ,而科学哲学也历来被看成是关于自然科学 (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 )一般方法的理论。这样 ,自然科学根本无所谓诠释学性质 ,不存在所谓科学诠释学 ,诠释学仅仅归属于社会历史领域。本文通过引述和发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有关观点 ,否定了这一传统看法 ,试图论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 ,也具有诠释学性质 ,传统的那种纯客观的、中立的、与价值无涉的科学观是不能成立的。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论略

从方法论上区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很有必要的。社会科学是一门近代性的学科 ,主要的学科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 ,它们以近代以来形成的市场、市民社会和法制意义上的国家为研究对象 ,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抽象性。而人文科学则来源于古代的“潘迪亚”传统 ,主要学科是文学、历史和哲学 ,具有价值性、体验性、历史性、文化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从知识或学科的角度来说 ,它们之间是一种“家族类似”的关系。     

真与善的两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困境检讨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坚持了近代自然科学将“真”与“善”分割开来的方向,继承了自然科学在真确性方面的两个妄断;又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特殊的方法论困局,即人被“事实化”的问题;由于“价值中立”原则被误用,所以社会研究对“非善”有纵容的倾向。“善”在当代作为一个个人性的命题,与社会科学研究对知识之普遍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导致中国社会研究领域没有及时吸取方法论哲学和知识学的前沿成果,是真善两分和真善两失的根源。     

对“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若干问题的反思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是目前各项工作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其核心首先是尊重和依靠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的规律;其具体规律包括:(1)生产力要最大限度地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2)生产力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3)生产力是不断地趋向社会化而变化发展的;(4)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综合地满足上述生产力发展的四个规律。为此,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要实现思维模式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的转变;要学会“生产力分析”的方法。     

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价值思想探析

价值问题,即科学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价值立场与研究结果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韦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不知所措、也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韦伯方法论范畴的核心,这一问题贯穿着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始终。韦伯认为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研究可能的前提,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客观性追求,而韦伯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分为"科学外"和"科学内"两部分将二者统一起来。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从1983年开始的历次“严打”斗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犯罪高发态势并没有彻底缓解,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本文拟从“严打”刑事政策的刑法法理基础、发展特点以及对“严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的认识等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促进我国刑事政策的科学化和刑事实践的高效化。     

学术自由及其限制古典学术自由观批判

古典学术自由理念是西方启蒙理性的产物,它建基在三大理论支点之上,即"意见自由市场"、"价值中立"及"学者是真理的代言人".然而,由于这三大理论预设本身难以自洽,故古典学术自由观把学术自由作为一项绝对权利,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干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     

"服务型的工具"还是"塑造人的平台"--对当代理论教育价值取向的追问

研究理论教育的价值取向,意图是寻求一条实现教育科学化和增强教育时效性的合理路径,但这条路径的形成不是主观拟定的,而是建立在当代理论教育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以此为据,通过反思以往单一的工具性价值取向的弊端和论证当今人文价值取向的必要性,作者对理论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定位,认为其应是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完整统一。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斯密悖论"

亚当·斯密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国富论》,二是《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后者成为道德哲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而前书中利己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后书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互为矛盾的悖论。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姿态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问题,剖析道德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定位,并进而由对《道德情操论》中四个关键词的梳理,从斯密自身的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所谓"斯密问题",从而达成了斯密体系中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的和谐统一,完成由"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过渡。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相对中立的立场是存在的,即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没有国家色彩、没有民族色彩、没有阶级色彩、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没有现实色彩的立场,是一种比较中立与客观的立场,是科学的立场。历史研究应倡导坚持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写历史,为人民写历史,写给人民看。     

从"三个代表"看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

作者认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它构成了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我们建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