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蔡元培的“北大之约”

科学界泰斗爱因斯坦曾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承诺在北大作为期两周的讲座,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成行,这成为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进入了2 0 0 5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日之间能否在今天实现睦邻友好,取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定位。任何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必然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不忘战争创伤的目的,在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向日本复仇。日本试图成为“远东的英国”,做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友。模仿英国在国际关系上走钢丝,恐怕会落得无路可退。中日关系的总体性倾向是走向一种“非敌非友”的相邻大国关系,或曰“竞争性伙伴”关系。     

蔡元培与绍兴中西学堂——一个超越"新旧冲突"的分析视角

蔡元培于1998年底接受绍郡中西学堂督办徐树兰之邀,担任该校总理,一年后,又因与学堂部分教习及督办徐树兰本人发生冲突,终至离职出走.对此,以往均从新旧冲突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在史料发掘和辨析的基础上,对蔡元培主持校务时的作为及造成冲突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合乎事实的新的解释.     

理论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必须紧密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贯彻科学发展观,回答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鲜活性和吸引力,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和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知识和思想素养。     

股份电子化:契机与挑战——以股东大会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都存在着违法性缺陷,宏智科技临时股东大会事件只是一个缩影。虽然股份电子化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但为立法者所漠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要么仍然植根于有纸化时代,要么是没有实证研究支撑的、笼统的、稀里糊涂的应付。     

从志在教育到运动革命——辛亥前蔡元培的言行志业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卷入社会变迁最深的士人中的一员。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沿着科举之路,幸运地早得科名,出身清要。然而,国势的江河日下,又使他放弃仕途,投身教育事业,以实现救国主张。在此过程中,他受激烈环境的影响,从事反清活动,最终成为一名革命党人。由翰林而教育家而革命者,蔡元培成功实现人生转型是与多种因素合力促成有关,除了他本人的积极进取外,还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推动和私谊网络的成全。     

古代中国的自我认同——以"仁"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自我认同的角度,以"仁"为中心,描绘了一幅古代中国自我认同的路线图,考察并探讨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儒家自我的道德内涵以及古代中国的自我(己)与家、国、天下的关系.文章指出,就"古代中国的自我认同"而言,前者揭示的是自我认同的价值来源,而后者则呈现出道德价值和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简洁地说,作为"仁"的来源,孝悌、"爱人"的观念,与自我认同的确立密切相关;作为"仁"的实施,推己及人与克己复礼开辟了自我认同的实践途径;而作为"仁"的扩展,在"己"与家、国以及天下建立关系的同时,也为自我认同的延伸指明了方向.     

“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内涵

本文认为：从文学本体意义上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去现为特定的社会现实对创作和接受中主客体双方的影响与制约，使主观方面的审美理想与客观方面的社会理性蕴涵统一起来。使创作主体的艺术方式具有特定的现实品格。     

制度对人口行为作用的理论探讨——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

制度对人口的作用方式和程度与不同时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发生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时,一些旧的制度形式将丧失支持力量和存在基础,新的制度则应运而生.制度对人口的具体作用表现为,促进和抑制人口数量变动、调整人口分布、改变人口结构和维护人口秩序等.不同制度对人口行为和人口发展作用的效果有很大差异.政策和法律往往依赖政府机构去落实,甚至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当官方制度目标在推进过程中与民间制度发生冲突时,民众则设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以便减少利益损失.当代独生子女政策即有这样的官民博弈表现,农村尤其如此.     

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

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形成于明治维新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时,发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海权战略萌芽于鸦片战争之后,觉醒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辛亥革命之际。中日两国近代海权理论发展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海防战略、海军发展战略、制海权战略等方面的分野,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海战中的受挫。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对近代海权战略做全面反思。本文通过中日近代海权战略的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中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执行和解是一个渐趋完善激励因素的制度,从激励机制的视角来研究执行和解能够摒弃规范性研究的不足之处。执行和解应当具备激励的事前性、适中性及社会最优性,诸多激励因素都会对执行和解产生不同的激励。当下,执行和解在运行中显现了激励不足、激励过度及激励扭曲的现实困境,应当在探究其困境产生根源的基础上重塑执行和解的激励机制。     

"湖南人"在北京 ——以沈从文与熊希龄的"交往"为中心

1926年,沈从文在《世界日报·副刊》登出一则启事,这则启事显现出他初到北京时与熊希龄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沈从文和熊希龄在北京期间的来往,一方面反映出此时沈从文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在早期的生活、写作中如何呈现与确认自我身份。将此时沈从文笔下的熊希龄和1940年代他对熊希龄的评价做一对比,恰可看出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强化了自己对"湖南人"这一身份的文化认同。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典范的转换 以早年蔡元培的思想变化为线索

本文通过对蔡元培早期思想变化的微观研究，捕捉他从一个帝国的文化精英向中国民族主义者转变的内面契机，刻画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典范转换的过程及其政治结果，并暗示知识典范转换的另一种政治可能性。     

"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论想象与形构——以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为中心

台湾乡土文学虽受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发端发展,但置于台湾文学场域中,关于其内涵的具体论述又与大陆乡土文学迥然不同.台湾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想象和形构一直处于"流变"的状态中,其价值指向不断"增殖"并充满意识形态的迷思.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乡土文学论争提出的一系列议题,特别是参与者对乡土文学内涵的思考为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想象和观照空间.在这一特定历史境域及文化语境中形构的乡土文学概念以及由此生成的乡土意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台湾乡土文学特定的指涉和品格,同时也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具体的创作与实践.     

在艺术与商业之间——以19世纪巴黎波希米亚俱乐部为个案

波希米亚俱乐部在19世纪末巴黎蒙马特地区繁荣滋生,成为巴黎城最具特色的文人文化景观,对它们的观察和理解是进入世纪末欧洲文人商业世界的空间入口,一方面他们表现出这一时期共有的的商业化精神趋向,另一方面却在商业的底处开掘出艺术的新鲜花朵.这一历史个案,为现代人反思艺术与商业的关系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康熙帝与社仓建设——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中后期试行社仓的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优先发展常平官仓、社仓制度不够完善等因素外,更和康熙帝关于官员治理地方的思路相关.本文以直隶为中心,探讨了康熙帝对官员“安静而不生事”“恤民”等要求对于推行社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