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利的四种形式——基于“权利性”与“团体性”纵横维度

权利一方面强调个人可以取得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又需要基于共同体视角予以识别或理解。因此,对于特定权利就可从两个维度做出考量,一是权利性,即为权利强度,或者说权利界定与实现的可妥协性;二是团体性,意指社会共同体对于权利行使的对等义务要求的强度。以此二者为纵横坐标进行高低不同组合,就可以区分出自然性权利、均等性权利、增长性权利以及价值性权利等四种权利形式。如此归类权利,较之三代权利归类法、主要权利列举法等,更可以把握不同权利乃至不同代权利间区别所在,并可以接纳当代层出不穷的新兴权利,以及为解决复杂、多样的权利冲突提供合理、简捷的操作路径。     

性权利概念探析

性权利指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和他人性权利正常行使的前提下,自然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性利益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的性方面权利,以及排除他人妨害的资格。性权利首先是物质性权利,即保持性生理载体健康和完整的权利,包括性健康权和肉体安全权;其次是精神性权利,包括性自由的权利以及性平等权。性权利与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配偶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

大学生的法定权利主要包括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结社权、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和助学金的权利 ,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等。由于现实中一部分高等学校及其教师法制观念淡薄 ,法律意识较差 ,致使一部分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当前维护大学生法定权利需要做好四项工作 :一是增强教育法制观念 ,树立依法治校意识 ;二是大学生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 ;三是从严执法 ,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四是加强教育法律监督。     

论权利保护上的自助行为

我国由于民事立法上自助行为的空缺,使某些民事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为此,本文借助了我国古代及现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自助行为的规定,对我国民法上设立自助行为制度进行了探讨.     

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利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法学领域,道德研究很少涉及权利问题.对权利问题的单一性理解及对道德权利的忽视,使我国的道德建设难以跟上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唯有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着眼,凸显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价值蕴含关系,方可在立法实践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加以规范,对新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属性与内容予以合理的规定.     

论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基础——兼论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

对个人信息的认定关键是能够识别信息主体,其民法保护的基础在于确立个人信息权,以个人信息权益为客体,并在具体权利中表现出不同层面.个人信息权应定性为兼有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双重性质人格权:在人格识别意义上,精神利益具有原始性、第一性,是信息主体内在的构成部分;物质利益来源并依附于精神利益指向的主体本身,具有附属性、第二性.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框架性人格权,应对包括姓名、肖像等传统具体人格在内的个人信息进行系统设计、统一调整.     

论编辑权利及其保护

编辑工作是一项高度职业化的工作,在媒体文化的生产、传播和积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编辑实践中,编辑工作者虽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责任,但是与其相匹配的编辑权利有时却得不到保障。编辑权利的缺失,不仅影响到编辑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也不利于编辑活动主体"六元"关系的协调运行。明确编辑权利,以及探讨编辑权利的保护途径,是编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论权利的生成

权利的存在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仅以法律的规定为由就能简单解释的,权利如何生成的问题则是一个既古老又陌生、既简单又复杂、虽熟知但非真知的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论述了权利生成的内在机理和一般条件。笔者认为,只有系统地解释出权利生成的原因和机理,才能使我们彻底抛弃许多对权利的不正确的观念和误解,真正地理解权利的意义和价值。     

论消极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路径

我国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形态的投资,现行法律往往按照非法集资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对保护投资者不利。出资后不直接控制或参与资金的运用,出资的回报主要依靠管理者或代理人等第三方的努力,构成消极投资者,与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地位实质上相同。应借鉴美国的做法,扩大证券的定义,将对于消极投资者的保护纳入证券法,开放投资市场,以证券法的制度规范非典型证券,以防止各种欺诈的发生,保护投资者权利。     

妇女文化教育权利的法律保护

妇女文化教育权利的法律保护目前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妇女受教育的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允许周任何手段剥夺妇女的受教育权利。但是,现实当中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有很多偏远山区,重男轻女现象非常严重,女孩子的义务教育都很难保证,因此,我们呼吁社会保护妇女的文化教育权利。     

中国现今民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近、现代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私主体权利本位,只是现代民法带些社会化倾向。中国现今民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申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并非不顾及有些情况下的社会化倾向,只不过这些“顾及”是为次的,不为本位的,这是民法的私法性视角所决定的。唯有如此,民法作为私法的主干才可与社会法、公法之社会、国家本位性视角相制约、相抗衡,达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平衡。     

健康权及其民法保护

健康是指自然人身体的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以及心理上的良好状态,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健康权是自然人以其身体生理机能的完整性和保持持续稳定和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性为内容的权利。全面正确认识健康权的内涵,研究健康权的基本理论,对于保护健康权和完善健康权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保障

在网络购物这种特殊的买卖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传统购物产生了极大区别。需明确网络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障该消费群体的利益。     

水权——民法上的新型用益物权

水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 ,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命线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水权是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 ,水资源所有权为水权之母 ,水权是水资源所有权的派生物 ,水权为民法上的一种新型用益物权     

试论民事法律监督调查权的立法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以诉讼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诉求强烈,特别是对那些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甚至是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等现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民事检察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职能性权力。民行检察监督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目前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日益显现出其确定性内涵。在此过程中,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出现了监督范围扩张化、监督关系和谐化、监督模式内在化、监督功能复合化和监督环境趋优化等新动向。明确和把握这些新动向,对深入研究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完善此制度,从而使该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产生出全面的应然价值,均颇具前提性意义。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完善"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权利客体的民法解构

客体是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是我国民法学界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权利客体形式说＂的民法通说存在对权利客体一古脑儿的＂平面化＂扭曲。按照德国学者拉伦茨的理论,权利客体是一种双重构造体系,我国在承袭拉氏学说的基础上应对客体构造体系进行整合并加以进一步研究。     

民法私主体本位与社会顾虑探索

民法的本位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民法的贯彻以对个人的尊重为本根.所有权为完全的物权和排除他人干涉的不可侵犯性仍是物权法所应坚持的基本观念.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多体现在债法之中.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既是适用于整个合同法的规范,又能体现出合同法的本位和价值取向.现代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及对消费者保护的强化,合同自由原则已受到了很多限制,但这一原则仍然是合同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澳门民法物权制度对我国制定物权法的启示

通过对刚刚实施的澳门民法典中的物权制度的介绍与分析 ,说明这部新的民法典中物权立法的新发展 ,以及该法典对我国物权立法的启示意义。在制定我国物权法时 ,一要坚持物权法定原则 ,同时及时确认新的物权类型 ;二要立足传统 ,吸收世界物权立法经验     

民法视角下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规范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再流转客体具有特定性,特指土地经营权,不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该种特定性是由初次流转的客体被特定化为土地经营权决定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须经承包方书面同意;未经承包方书面同意的再流转合同为有效合同,但承包方有权单方解除。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合同是一种非典型合同,可直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也可参照适用(类推适用)《合同法》分则中关于租赁合同(转租合同)的规定。不满五年的短期再流转不具有登记能力,故其再流转不具有对抗效力;但五年期以上的长期再流转具有登记能力,经登记后产生对抗效力。     

现代民法“物权-债权”财产区分体制评析

传统“物权—债权”财产区分体制发展到今天，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财产法律刺度的要求。但是，这一传统理论仍有其现实和理论的合理性，将传统“物权-债权”财产区分体制重构为以“债-物”区分为基础的多样化的开放性的财产法律制度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