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的软肋

“慈善”是什么意思呢?作为公论,大概是“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因此,“慈善”问题是道德范畴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人搞不搞慈善的事,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慈善”者,得到自己心灵上的、道德意识上的慰藉与人们的普遍肯定和赞美;不在“慈善”方面做许多事乃至从不参与“慈善”事业者,其道德得分就比较低。法律不可能来规范人们必须“慈善”,然而,道德与法律,从来不是相隔万里而是相邻而居的。     

论“八荣八耻”的哲学蕴意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从操作层面看,是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标准和今后道德建设的目标而存在的,但若深入分析其内涵,则发现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蕴意,如充实了人自身发展的规律理论;明晰了长期以来甚为模糊的作用客体;完成了从传统道德标准到当代道德标准的根本转变;实现了和谐社会构建与公民道德建设的耦合。     

构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积极发挥法律强制规范的作用,建立健全规范的法治机制,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继承创新建设德治机制,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把自律和他律、道德和法律、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完善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简论社会道德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社会现实道德的趋向（兼原因）、人生价值取向、“理”“欲”关系、对传统道德的态度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策等方面．论述了社会道德的有关问题。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数字人权”视野下的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

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公民之间面临的信息公平失衡不仅源于主体的技术获取和运用能力不足,而且和社会信息分化、算法参差赋权以及信息监管缺位直接相关,需要我们在技术性保障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制度性法律保障。在此法律保障中“,数字人权”可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础依据“。数字人权”以数字人格与利益为依托,反映“数字弱势群体”对信息公平的诉求,并针对当下法律保障之不足,提供可操作的问题化解逻辑。具体实施中“,数字人权”一方面确立了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的“设权保护模式”;另一方面借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样态,建构和完善保障该权益实现的权利体系。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法律与道德:“分离”与“反分离”的困惑

在当代西方国家,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似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方面,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的守护神,其权威性地位日益加强,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压力和人的心理惯性使人们的行为向“自然合法”转化,法律的制裁性大大减弱,法律的道德化、人道化成为共同趋势。另一方面,道德的法律化(即道德的法律     

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内容。本文揭露、剖析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及其具体手法,论述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并就建立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问题进行了探讨。     

“啃老”透视：民生压力下的是与非

调查表明，我国逾六成家庭存在“啃老”现象。当前，“啃老”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啃老族”的种种行为让社会尴尬。立法禁止“啃老”，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还是立法泛化，将道德问题上升为法律？有识之土称，当下的民生压力，逼着许多年轻人必须“啃老”。那么，当前环境下，如何减少或减缓“啃老”现象……     

关于“诚信“的道德规范及诚信社会的构建

“诚信”是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诚信”规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充分发掘我国历史上珍贵的诚信道德资源,对加强公民诚信教育、打造社会信用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礼":从媒体做起--对当前传媒界某些不良现象的思考

当前 ,传媒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不“明礼”的现象 ,主要是文风粗俗 ,语言污染 ;利润当先 ,政治和道德尺度放宽 ;自大心理、优越意识膨胀。媒体工作者在宣传和监督他人“明礼诚信”时 ,更要以身作则 ,在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中真正成为“明礼诚信”的“无冕之王”。     

办好“星光之家”须有“三个规范”

就整个“星光计划”而言,“星光老年之家”以及其他“星光”项目的建成,只是工作的起步和开端,如何加强管理,保证其高效运营,更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山东省潍坊市在实施“星光计划”的过程中,一手抓好项目建设,一手抓好规范管理,从规范行业管理、规范运作行为和规范内部管理三个方面入手,积极建立适合本地实际并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和服务体系,使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开端。     

汤本武比古“公德养成”之探析

汤本武比古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教育家、伦理学家。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汤本武比古接触了欧美文明,察觉到了当时日本与欧美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于是致力于汲取欧美文明的长处。汤本武比古著有《关于公德养成》,精辟地分析了“公德”内涵、“公德养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促进国民“公德养成”的途径:其一,“公德养成”必须加强“公德教育”;其二,加强法治建设,促进“公德养成”;其三,重视中小学公德教育,促进“公德养成”;其四,学习欧美“公德”长处,促进日本国民“公德养成”;其五,增强道德意识,促进国民“公德养成”。日本明治时代,在国民的“公德养成”方面,汤本武比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三个代表”的重大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用“三个代表”表述党的性质和建设纲领 ,在党的建设史上是第一次 ;“三个代表”解决了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重大课题 ;“三个代表”是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最新概括 ,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三个代表”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官德建设

加强官德建设 ,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环节。加强官德建设 ,必须强化干部群体的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体系 ,坚持道德自律与监督制约机制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的社会主义“财产观”浅析

社会主义财产观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江泽民“七一”讲话对此进行了深刻论述 ,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初步探讨了江泽民社会主义“财产观”与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根本目的论的内在联系 ,并浅述了江泽民社会主义“财产观”的实践意义。     

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德精神

社会主义法制内含正义、人道、德育等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其中,正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道德精神的本质所在。而法律区别于道德的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制有必要内含道德精神;法律与道德存在着的同一性,使社会主义法制有可能内含道德精神。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我们要自觉贯彻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走向法制“伦理主义”及“伦理法”的轨道。     

“政策性离婚”的伦理考量

“政策性离婚”是指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出现的离婚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规避政策的限制,以实现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诱发“政策性离婚”的伦理因素包括：经济利益至上导致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淡化、道德监督缺失带来的婚姻主体道德责任的弱化以及制度伦理失范引发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恶化。为了减少“政策性离婚”等类似社会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个体道德自律,坚守婚姻的道德底线;健全道德监督机制,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推进制度伦理建设,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谐。     

“尚德”、“明德”、“用德”思想述略

中华民族是崇尚道德伦理的“礼仪之邦”。本文认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思想和传统主要可以概括为“尚德”,“明德”,“用德”三个基本方面。“尚德”即对道德的崇尚和追求,它反映了古人对道德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明德”,它反映了古人对道德内容和道德规范的理解与确认;“用德”即将知之德付诸行动,它体现古人关于道德实践的基本准则。本文以为总结和继承古人“尚德”,明德”,“用德”思想合理成份,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文化滋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