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普遍规律,中国传统是"德主刑辅",西方传统是"重法轻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党长期治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在"初级阶段"面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法治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

从道德和法的辩证关系角度 ,论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要把法治和德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同步建设 ,同步发展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取长补短 ,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作为国家治理选择的治国方略探析

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带有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我们今天研究治国方略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 ,寻找一种更好的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     

市场经济与“德法兼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由于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经济外纠纷等问题,仅靠"法治"的力量无法解决个人短期利益与市场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提倡"德法兼治",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对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浅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党的十六大把依法治国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之一 ,充分突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非常正确的治国方略。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性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不论是其体现的人类理性还是其价值功能都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德治与法治的内在统一性的根基;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实践统一性,既是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     

论魏徵的治国方略

魏徵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他对初唐国力的恢复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作出了贡献。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在治国大事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贞观之治”开明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治理国家历来是政治家与关心国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魏徵关于治国的许多言行已成为以后诸多有识之士的借鉴。他深刻指出,德、礼、诚、信为治国大纲,关系治国成败;居安思危,特别强调朝廷与其下属百姓关系的和谐;考察官员的实际政绩,由其政绩优劣来决定对其升降;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大臣敢进谏逆耳忠言,均很难做到,但对治国关系重大。     

德治下的法治和法治下的德治

治 ,就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治理 ,就是政治活动。法律和道德是两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模式。于是作为社会活动的政治有了法治和德治之分。所谓制度 ,不过是一系列规范的总和。不同的规范选择 ,最终是不同的制度选择。因而法治、德治 ,是不同模式的政治活动 ,也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二者既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 ,道德缺席 ,权力裸露 ,是个人政治 ;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政治 ,法律至上 ,正义彰显 ,是众人政治。个人政治 ,祸国殃民 ;众人政治 ,强国富民     

浅论德治和法治问题

要正确理解德治的含义,德治的深层含义是强调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判断一个道德体系是不是优良,核心标准应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人类的道德体系包括许多方面,但有三个关键支点:理性、诚信、敬畏;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等价命题;如何建设道德社会,需要注重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     

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现代转化向度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代表着国人寻求良好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种心愿 ,反映着社会公众对良好的政府服务的一种合理期待 ,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也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目标的结构转换 ,顺应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价值指向 ,满足人性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略的理性反思和自觉选择。     

试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历史沿革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辨、理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评析甄别传统道德与传统美德的功过,科学界定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异同等,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方略,全面理解"先进文化"的蕴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德治与职业道德及个人修养——兼谈学习“三个代表“的体会和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品德

文章结合"三个代表"思想从法治、德治理论入手论述了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品德.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和“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互补的调节人类社会的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都蕴含着礼法合治的理念,要借鉴和吸收古代"法治"和"德治"传统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德治和法治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法并举,不可偏废。     

《管子》德治与法治关系新论

<管子>为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派的著作汇编,其论述兼具儒、法、道、阴阳、兵、纵横等各家言论,彼此之间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论述或有相和、或有主次、或有相对,故德治与法治关系不能一统定论.因此,关于<管子>中德法关系认定上的主德治或主法治亦或德法并重都是有偏颇的,其德治与法治关系起码涵盖:儒家主张德主法辅的关系;法家主张法主德辅的关系;儒、法折衷派主张德法并重的关系;道家主张道统德法、法源于德、存德去法的关系;阴阳家主张顺应阴阳五行基础上的德先法后关系;兵家主张兵治为本基础上的德法并用关系;纵横家主张纵横捭阖基础上的德主法辅关系,为我国当前德治与法治建设中的德法融通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法治还是德治?--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另一种思考

中国法治进程存在一个过渡期--法治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宏观结构,德治存在于中国法治进程的微观结构之中;法治与德治结合,共同推进中国法治之进程.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