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嵌入性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支持的制度困境

我国努力制定和实施特殊的就业支持政策以提升残疾人就业水平，但政策效果并不显著。从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视角入手分析残疾人就业支持政策制定和执行面临的制度困境，重点探讨与政策运行具有关联性的制度环境因素。研究发现，国家较低水平的残疾人福利价值取向、相对孤立于广阔制度背景的残疾人就业支持政策工具以及政治导向型政策工具和离散性政策共同体是影响政策运行的重要变量，支持残疾人就业还需政府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福利水平，在顶层制度设计中注意残疾人特惠制度与普惠制度之间的互动和协同，凝聚各方力量激励政策共同体中不同主体的责任和担当。     

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及对策问题研究——基于嵌入性制度视角

基于嵌入性制度视角,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然而,身份困境却成为了制约大学生村官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要实现大学生村官政策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引导,科学把握大学生村官身份预期;搭建平台,提前实现大学生村官身份进入;准确定位,事先规避大学生村官身份困境;科学管理,规范完善大学生村官身份考核;落实政策,健全退出大学生村官身份机制。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非嵌入性困境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但受农民工力图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排斥的影响,形成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非嵌入性”困境.因此,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非嵌入性”困境的影响性因素,找到解决路径,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基于制度"嵌入"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再思考

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与制度"嵌入"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大学生村官计划是一个制度"嵌入"过程,其必须与农村社会环境相契合,才能获得较强的生命力.为此,我们必须从选拔、培养、基层民主建设以及激励等环节着手,努力塑造大学生村官制度"嵌入"的支撑体系,从而使大学生村官计划契合于我国农村社会环境,以取得更大的成效.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邻避冲突化解中的政治吸纳与制度嵌入

邻避冲突是由于垃圾场、高速公路、殡仪馆等公益性设施的修建所引发的、设施周边居民基于邻避情结、旨在阻挠设施修建的抗争。基于邻避决策的现状,邻避冲突的困境通常体现为非理性的邻避诉求与政府“非邻避化”的处置方式。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实践表明,政治体制吸纳邻避冲突与邻避冲突的制度嵌入,将有助于邻避冲突困境的化解。     

组织化再造:基层组织能力提升 的制度嵌入机制研究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基础弱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增强农村基层的组织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基于"制度-组织"的分析框架,对成都市公共服务资金项目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制度嵌入是提高基层组织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输入灵活资源、设置规范程序以及再造自治机构等方式,国家可以将外部供给的资源、规则和主体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灵活性的资源输入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利益动员,从而激活其参与意识;程序性规则的设置可以实现对农民的行为引导,从而规范其行为表达;自治机构的再造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广泛吸纳与集体参与,从而均衡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因此,嵌入式的制度介入可以为农民组织化提供内外部条件,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引导和集体吸纳,进而使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这表明,制度嵌入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新时期“村居干部”职业化的调查与思考

实施“村居干部”职业化管理是一条加强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的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近年来,随着“村居干部”职业化在各地的深入推行,制约“村居干部”职业化建设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例如角色定位不具有“扮演力”、人才资源不具有“持续力”、福利待遇不具有“吸引力”、监督考核不具有“震慑力”等.鉴于此,为完善新时期“村居干部”的职业化建设,建议科学定位工作内容,尽快建立健全“村居干部”职业化服务清单;科学调配人才结构,建立开放的“村居干部”职业化选拔制度;重视教育培训作用,健全“村居干部”职业化岗位培训制度;完善激励保障机制,解决“村居干部”“经济、政治待遇”问题;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健全“村居干部”职业化考核管理规定.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

基于农村土地内在的资源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土地调整不仅是集体产权的更新实践,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生产实践。在土地调整过程中,组织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的辩证过程赋予了村庄自主化解矛盾和达成秩序的能力,村庄政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进而形成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但是,以“确权”为导向的国家地权调控否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逐渐侵蚀了村庄政治内核,村庄政治塌陷,村庄内部大量矛盾通过“上访”问题化。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渐趋失衡,基层治理陷入深层困境。因此,村庄政治是村民自治和基层善治的基础,找回村庄政治的关键,是重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能,完善集体土地制度。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天朝田亩制度》"乡政"考

<天朝田亩制度>之乡村政治规划与历代乡村政治精神相比,并无任何超越或理想化之处,它仍然是关于乡村行政的基本设想,可从前代实际具体施政中找到线索,其公正性原则未能实现,与太平天国政治的客家渊源相关;太平天国政权的贡役制性质,使之无法满足实现<制度>所要求之公正原则;<制度>最终流于具文,还受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权力斗争的影响.     

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述评及发展趋势探讨

以村、村干部及村干部培养的概念界定为着眼点,分别从村干部胜任能力培养、村干部职能意识培养、村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干部培养等四个方面对近年来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进行述评。研究认为,村干部培养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对村干部培养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多变、与时俱进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深入认识新时期村干部的新问题和新职能,系统研究村干部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逐步完善村干部的激励和保障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大调查研究和计量分析程度。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型村庄村干部面临的治理困境分析

农村村干部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和学界广为关注的热点。文章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农业村庄的村干部面临的由村集体经济缺失、村治资源匮乏,情理性社会,激励机制缺乏以及村干部角色变迁和权威来源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困境进行分析,以期更充分的认识理解村干部的角色。     

村干部考核体系创新研究

村干部所做的工作有12项,考虑到其本身的素质,从19个方面对村干部进行考核。每项指标的权重是根据对村民和村干部的调查确定的。建议由村民代表给村干部打分,然后根据权重计算总分。依据每个村干部的得分,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可准确客观地考核和评价村干部,并以此作为奖惩村干部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