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测即藏通几”说申论——兼论方以智的中西文化观

"质测即藏通几"是方以智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质测"之学是对"物类"之性情以及"物则"的考测和认识,它主要解决知识的问题;"通几"之学则主要是解决修身与内圣的问题。"质测"只能以认知之心("独心"或"小心")测出物理、化学之理,并不能测出"于穆不已"之"几",因为动态、超越的寂感之"几"不能用量化的、经验的"质测"方法获得,必须依赖道德本心或"公心"。方以智通过"公心寓于独心"之"寓"完美地解决了"质测即藏通几"之"藏"的理论困境。这种方法与当代新儒家解决内圣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     

方以智“通几”与“质测”管窥

方以智“通几”与“质测”管窥关增建“通几”与“质测”是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提出的一对命题。对于这对命题，学界多有研究。但这些研究常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对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它们的具体含义、二者之关系等因素的讨论，都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的质性研究

谈话分析是常人方法论的亚纲领之一,致力于发现日常谈话与机构性谈话中社会成员处理日常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实践特征.谈话分析创建了独特的语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技术,用实例揭示了不同机构场景中的话语特征,其微观的质性研究方法代表了当代社会研究“质的革命”的典型路径.文章探讨了谈话分析及其常人方法论渊源、谈话分析的研究特点和程序,并指出了谈话分析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意义.     

事几、心几与阳明学的“体用之几”

从历史上看,"几"从《系辞》的事几、理学的心几,发展到了阳明学的体用之几。阳明学者极为重视以"几"来表达体用一源的关系,他们继承了《系辞》和玄学的事几、理学的心几的思想,并将"几"进一步理解为体用关系的真正承载者。无论是阳明的"见在之几",王龙溪的"见在良知",罗洪先的"诚神之几",还是王时槐的"生几",都现实地体现为"体用一源"的状态,"几"沟通并具足着体用。只不过在阳明和龙溪那里,良知就是"见在之几"。而在王时槐看来,良知和意都是"几"的样式,是体用之间和不分体用的状态。     

公开盗窃理论构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质评

公开盗窃学说在理论前提的认识上,置盗窃的秘密性于无关紧要的地位,这种学说以现实存在公开盗窃作为立论依据采取循环思维想当然地借鉴国外刑法学说,主观地解读处罚上的空隙,因而该学说在理论构建的必要性上存在认识论上的偏差。同时,公开盗窃说在理论证成上不恰当地使用了文理解释、历史解释和比较解释的方法,在确立盗窃罪的边界以及建立盗窃罪和抢夺罪等其他侵犯财产罪的区分标准上均不完满,由此,公开盗窃理论在构建方法上也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在盗窃罪学说上应当进行理论辨正,维护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罪质内涵。     

关于伦理与道德质向关系的方法论意义

伦理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 ,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与社会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伦理的资源需求与道德的资源供给的特定关系 ,可以从“质”和“向”两个维度来把握 ,其“质向关系”具有多种的类型。认识和研究这类关系 ,对于深化伦理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认识 ,同时对如何合理认识和评价社会道德资源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对如何加强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 ,对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伦理等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方以智“以数明理”的思想及文化意义——以“一在二中”为中心

方以智以“善巧而理数之”的方法,分别将道体和经验现象(包括“质测”之学)抽象化为绝对的“一”与相对的“二”,并藉“一在二中”的体用圆融观,揭示了“即器是道”、“道寓于艺”的道理.他利用“离二则一死”、“合二而一”这种“以数明理”的方式,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救世情怀,而且从本体论意义上阐明了实学之于“道”的必要性,从而使近代西方“质测”之学在传统儒学体系内获得了积极性的存在.     

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初探——基本权利研究之方法论批判

早期基本权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模糊学科之间的范围与界限,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基本权利释义学是一个致力于规范含义发现的解释事业,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概念,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基本权利释义学具有相对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这一规避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树起了一道墙,在确保政治与学术安全的同时蕴涵着双重风险,即过多借用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的本地化程度及僵化基本权利,使其成为远离政治现实的封闭体系。为克服这些风险,应促使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地化,通过外弛弥补体系化的内证之不足,确立权利义务相一致为基本的解释原则。     

试析“质的研究法”

质的研究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方兴未艾,它来自人文学科,是看重整体的定性以及说明的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肇始,到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兴起,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影响下日趋成熟。它以情境性、现象性、整体性、行为性为特征,关注的是活生生的常人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在人类社会的存在,非常关注在现实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中亲自收集资料,寻求种种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的真实述说,而不是所谓普遍性。     

舜水学与东亚学——关于开展“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尤其是东亚市场的提供者,作为曾经缺乏互动意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输出者,如何使中国人调整心态,借着市场提供者的机会,本着平等、互动、共享之精神,重现精神财富创造者的昔日辉煌,乃是摆在所有人文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国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与人文优势,使之有可能承担起东亚共同体价值资源的起源地和再生地的重任,但前提是必须走出"乡贤"意识而转化为"东亚"意识,这对于构建"和文化",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资治通鉴》中提升领导力方法的解读

《资治通鉴》被誉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经典史书,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该书中的209篇“臣光曰”更是折射出如何提升领导力的光芒。我们力图通过对“臣光曰”观点的借鉴,总结出关于提升领导力的几种方法,即:从谏如流是提升领导力的前提,上下同心是提升领导力的基础,知人善任是提升领导力的核心,赏罚分明是提升领导力的关键,崇俭戒奢是提升领导力的条件。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2006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在2006年,法学界对法律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法律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已经觉醒的方法论意识,不仅引发了人们的理论兴趣,而且对司法实践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量专著、论文的涌现,使我们看到法律方法理论更趋体系化,而具体的法律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的研究更加深入,类型(化)、拟制、类推、法律原则、法律渊源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新进展。此外,学界在部门法学以及法律史方面均对法律方法做了一定的探索。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若干局限性,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国民福利核算理论构造的再研究

本文在探讨国民福利定义及其理论公式基础上,构建出国民福利核算的指标公式。同时,针对理论界在绿色GDP核算(狭义的国民福利指标)研究方面所出现的种种误解,以福利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外部性核算理论,从而为国民福利总值的核算给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优化视角下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述评

从优化的视角,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以MM第一定理为代表的资本结构无关论,纳入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等因素的最优资本结构存在论,关注资本结构成因与企业融资行为的资本结构解释论。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的基础上,将每一类资本结构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与主要贡献与资本结构优化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碧鸡漫志》作者王灼生卒年补考

笔者旧考王灼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年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后。今综合考察王灼诗文和相关史料,对生于崇宁四年说进行了若干补证,新考证王灼卒年在淳熙八年(1181)秋以后。     

国内创新驱动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创新驱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创新驱动理论研究的时期、内容及其数量,把创新驱动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研究阶段、集中研究阶段、深入研究阶段.对这几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比较分析,追寻学界对创新驱动战略关注的重点和研究轨迹,指出今后的发展方向:一是要加强创新驱动战略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二是要强化创新驱动的多氛围、多学科研究;三是要加强对创新驱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关系研究;四是要加强对马克思创新驱动思想的研究.     

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述评

产业融合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内外有关产业融合的研究成果,涉及了产业融合的概念、识别、动因、过程、影响等多个方面,这对现代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讲,关于产业融合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滞后于产业融合实践的飞速发展,需要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交际能力理论研究述评

交际能力是一个涉及不同领域的多元理论 ,它的建立与发展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等产生重大影响。交际能力语言理论、模式研究和交际教学三方面的相关研究说明交际能力理论的发展及其与语言教学的联系密切。该理论的复杂多样性展示现代理论研究的多元科学化方向 ,在语言教学中将各理论模式与实际因素综合是更好实现培养学习者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以人的劳动本质作为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决定了这个理论必然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其中包括:科学的抽象方法;辩证的分析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正确认识和掌握这些方法,有助于在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分清正确和谬误,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