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词义拾补(三)

之置于方位词后,如“上之”、“下之”、“内之”、“外之”等,相当于“于上”、“于下”、“于内”、“于外”等介词结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吕氏春秋·用民》:“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     

论易道与天道、地道、人道合一

论易道与天道、地道、人道合一邓球柏通行本《系辞传》有“道”字２９个。如：“乾道”、“坤道”、“三极之道”、“天地之道”、“道济天下”、“昼夜之道”、“阴阳之道”、“君子之道”、“道义”、“显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天下之道”、“天之道”、...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虚中求出实”：张载“诚”学析论

“诚”是张载“天人合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诚”乃“太虚”之“实”,“太虚”之“实”在于“气”。从天道而言,天之“诚”在于“太虚”,“太虚”因是“气之本体”而为实有,万物因“太虚”之“诚”而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太虚”虽有“虚”的名义,“实”（“诚”）却是它的本性,张载以“太虚”之“实”对抗佛道之虚妄、空无。从人道而言,“太虚”是价值本原,人类应秉承“太虚”之“诚”性,在体认“性与天道合一”基础上实现“天地之性”;工夫之“诚”在于实行实践,张载主张在躬行礼教、践行仁孝之中体现“诚”的精神。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儒家价值的正当性都在张载对“诚”的诠释中获得了说明。     

钱钟书论《沧浪诗话》

本文阐释钱钟书论《沧浪诗话》三题:一、诗分九品而皆可“入神”。诗文之风格品调,犹时之有四候,物之有万端,人之有千面,选色之有环肥燕瘦,品庖之有蜀腻浙清,非能一概而论也。才气本诸情性,学习并归陶染,因人而异,临文而变,然其善者皆可以“入神”。兼论渔洋误解沧浪之原因。二、释“妙悟”,兼论诗禅相喻之异同。三、论“别材非书”、“别趣非理”及诗之“极至”。《大风》之颂、“拔山”之唱、易水之篇、敕勒之歌,造化神功,浑然天成,“非书”之佐证也,马迁博学鸿才而吟咏靡闻,孟坚老于掌故而“质木无文”,此无“别材”之数例也。兼论“别材”、“别趣”、“事障”、“理障”。     

《老子》提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用意所在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出现在《老子》第三十六章之中,历来学人多以“权谋”思想目之。然而,核之三十六章原文与《老子》之其它篇章,皆无“权谋”之相关论述;反而同章之“微明”概念、“柔弱胜刚强”之思想、“利器”之意义指向等,频频见诸其它章节,且明显体现出一种“无物”、“无欲”、“无为”之反向运动趋势,符合《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的“无为”主张。而作为三十六章的收尾之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实就是本章所提到的各种要素的归结,即“无为”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实际应用。     

现代汉语助词“之”和“之×”方位词

现代汉语助词“之”用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定语＋之＋中心语”偏正词组。吕叔湘等学者都认为“之”加单音节方位词能构成11个或12个“之×”双音节方位词,其实,在这12个“之×”中,有10个是定语标记“之”加“中心语”（单音节方位词）,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只有“之后、之前”有时能够独立成词,但独立成词的“之后、之前”是时间词,而不是方位词。作为定语标记的“之”有时可以省略,时间词“之后、之前”中的“之”不可以省略。     

试析宋代江右思想家之特质

从整体而言,宋代江右思想家具有“另类”之特质。此“另类”之特征,是以其追求思想的独特性、创新性为基本内涵的。从欧阳修之“史论”、“易论”到诚斋之“诗论”、“易论”,从李觏之“礼论”“易学”到荆公之“新学”,从象山梭山复斋之“心学”,再到文山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可以说,皆“另类”得可以。当然,与这“另类”思想家相对,江右之地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正统派亦十分可观,也正是这种思想史内涵的紧张,丰富了江右思想总体之发展,奠定了江右思想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杨雅丽“之”在古汉语中是常用字。“之”可以表示动词、代词、结构助词，也可以表示介词。“之”记写动词，含“前往”、“到”之义。“之”记写代词，可以指代人、事物、处所，多用作宾语或定语。“之”记写结构助词，可用于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     

老子的“道”即“自然”思想及其“逻辑”展开

老子之“道”非指规律,乃为“自然”也。“自然”意味着: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状态是“自己如此”或“自己这样”的,它既不是因为外力的推动所致,又不是源于自己“有意”之所为,乃是“无力”和“无心”之统一。而“自然”观念的“逻辑”展开便是“反者道之动”、“无之以为用”和“弱者道之用”的思想,老子以此说明:“自然”才是生命之根、和谐之本和力量之源。     

《论语》的“知”论探微

《论语》中的“知”是一种知识、才智、智慧,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它的内容广泛,可粗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知”来源于“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孔子主张通过“多见”、“多闻”、“多习”、“多行”等方式“学而知之”。“知”是为了获取一种“智”的生命智慧,为了培养一种“仁智”双修的理想人格。     

论粮油期刊文化与粮食文化观——兼论粮油期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国家粮食战略中的文化使命

提出了基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粮食文化观,即：“民以食为天”之粮食政治文化观;“农业乃百业之基,粮食乃农业之基”之粮食经济文化观;“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之粮食行政文化观;“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之粮食企业文化观;“技术创新为粮食保驾护航”之粮食科技文化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粮食消费文化观;“食以安为先”之粮食安全文化观;“节粮光荣,浪费可耻”之粮食道德文化观;“色、香、味、意、形、养”之粮食审美文化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之粮食哲学文化观。论述了粮油期刊和粮食文化的关系以及粮油期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国家粮食战略中的文化使命。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弘扬中华“智德”文化——以先秦孔、孟、荀儒家为据的讨论

首先针对“智德的意义与界说”分别探讨先秦儒家孔、孟、苟三子之个别论述,呈现出三子思想之差异。其次,指出三子之“智德”实作为一种与“仁德”并举之德。再者,针对荀子所提之“知／智”的三层说：“使从知己”、“知人”、“自知”,来反省说明“智德”虽意在“知人”实则奠基于隐而未显之“自知”,以此作为孔孟荀儒家关于知／智问题的基调。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下)

文明的冲突总是不同的“先见”或“前见”之间的冲突。中、西遭遇百年来的汉语思想史即是中国思想界执持中国文化之“体”、之“先见”回应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历史。思想界经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实践层面的“试错”一步步由“夷夏大防”之“体”退守到放弃“民贼”专制体制以保国、保种的“国权”、“族权”之“体”,实际上已一步步经由历史经验的先验还原回到中国文明体制之先验形式最深处——亦即回到中国文化之“公”、“私”观 ,回到中国文化一向所本的正义论根据。然而 ,退到此处的中国思想界终于未能以深切洞明的反思之思求证本文明先验形式及以此为据的“先见”的先验性之真伪 ,从而终于不能免于对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一再误读与误植。汉语思想界循此陷入的困结和汉语生活世界引入之“现代性”的伪现代形态与接踵而至的民生苦难 ,始终与此一未经反思之思 (先验还原之思 )清理的“中体西用”立场紧密相关。解开汉语思想界百年困结的首要任务即是以反思之思求证思想界自身所本之先见和本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     

《周易》中的“一”、“二”和“几”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易》的“大化流行”之“道”的总纲。但是为什么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又会半途杀出一个“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三五错综”又是从何而来？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二”与《易》的文本中其他各数的关教本文透过对“一”、“二”、“神”、“几”乃至“三”“五”“六”“七”“九”“十”和“四”、“八”等概念与数的分析,提出在“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条通天大“道”的另一面,还应有一个“一化为几”,或谓之“三五错综之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