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朝修史机构与史学发展述略

与前代相比,明代修史制度极不健全。在严苛的政治高压环境下,明朝史学日趋衰微,官方修史停滞不前,史著寥寥无几;明初禁绝私人修史,私修史著极为罕见;明末禁止有所松弛,这为私人修史提供了便利。与唐宋相比,明朝的史学成就相对不高,但其却对清朝的史学繁盛有着直接影响。     

论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及其学术拓展

清朝官方史学在清代史学发展和社会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深化此项探讨,可显现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关系.将这个思路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学术突破.以中国官方史学的运行机制与缺少官方修史活动的西方史学予以比较,有助于探索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东亚视域下的官修史系统与日本的王朝记注体系

中国的官方修史体系发展源远流长,对周边国家影响巨大.在中国的原发史学影响下,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也开始效仿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官方修史体系.8—10世纪,日本编纂了一系列官方史书,但因律令体制的衰落,而使日本的官方修史行动逐渐陷入停滞.然而,日本在模仿中国的官修史制度中形成的记注系统并未完全消失.平安时代中后期,贵族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动,日本的官方记注体系也逐渐异化,形成了独特的王朝记注体系——王朝日记.王朝日记是日本贵族社会阶层固化的副产品,其形成理念和背景与中国的原发体系有着一定差异.但是在客观上,王朝日记填补了国家层面的记注体系缺失,如东亚社会的起居注和实录一般,成为了后世修史和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

清朝官方史学中融入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旨在将民族政治文化因素注入到官方史学的运行之内,具体体现在大量编录编年体档案册籍,修史多具满文文本,史官配备满洲员额,重视本民族发祥史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史等,表明满族统治者在官方史学上也有避免全盘"汉化"的心理.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还是归入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主流,承续了中国两千多年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其性质不能属于少数民族的史学,仅包含着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而已.这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漠视.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注入传统史学主流的进程,恰与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相一致.     

唐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史学发展成就述略

唐朝在前人的基础上设馆修史,建立并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撰史的专门机构。而后,宋、辽、金、元、明历朝纷纷仿效,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修史机制。唐代完成了前代八部正史、多部本朝实录,国史的修撰与典章制度体均受惠于这一制度。     

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史学的官方性格与民间性格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史学民间性格的布衣修史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以官方与民间双重视野来省视这一矛盾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理解。在唐宋以降平民化趋势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晚明布衣阶层话语权势增强。这有力地冲击了僵化的社会结构、没落的等级秩序和腐朽的身份体制,并深刻地波及史学领域。晚明时代,布衣寒士不仅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史在布衣”现象成为晚明史学平民化的标志,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由“官史”向“民史”的演进,在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的辩证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论贞观史学

唐代是我国封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而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史书修撰方法的变化,史学独具的特色和史观的进步性,尤其给唐代中后期和唐以后的史学以很大影响。今姑且称其为“贞观史学”,略加论述。一、修史方法的根本变革贞观年间,史书的修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撰修国史(当朝历史)与前代史,实现了史书由私撰到官撰的转变。史馆,作为官修史书的机构,始置于北齐。在此之前。北魏节闵帝时曾设立修史局,并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先修长编的修史原则。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无言的事物。孰是孰非,留给学者们深思。     

论盛唐史学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一百二十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以及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与其匹的“盛唐气象”。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一、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这三篇修史诏书是:(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芬木)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谈五代十国的史学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替虽然频繁,史学发展却未中断。这半个世纪的史学发展有三个较显著的特点,一是无论时局怎么动荡,各个政权如何短暂,唐史的修摆却层出不穷;二是唐代确立的史馆修史制度,五代政权基本上继承了下来,后唐、后周还有所发展;三是私人修史,不管是关于唐朝的,还是关于当时的,大都出自偏霸的十国政权。     

陈寿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三国志》是"前四史"之一,在我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来展开论述的,对其所反映的史学思想的探讨则不够深入。陈寿《三国志》所反映的史学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更加突出政治史的特征;实录与曲笔并存的矛盾特征;强调正统意识的特征;官私修史相糅合的特征。     

浅议作为概念的“官修”与“私撰”

对"官修史著"与"私撰史著"两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设定,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本问题。笔者以前贤之说为基础,提出"官修史著"是指官府以一定方式编纂的历史或史学著作。其外延为一切因受到官方命令而编纂的史书。"私撰史著"是指并非基于官方的命令或委托而编纂之史著;其外延为官修史著以外的一切史著。史著修纂主体是否为官方,是区别两者的唯一标准。     

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想研究述评

关于明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学界大多都是以几个主要人物作为代表,很少对其进行整体研究。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繁多,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内容,但其研究的对象单一,研究方法还有待丰富。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明代的史学思想给予了总体概括。     

魏晋南北朝官私修史并兴与史学发展新成就略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官修史兴盛和私修史成风,史家辈出,史籍著作数量颇丰。同时,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纪传体和编年体并肩发展,相辅而行;史学评论兴起;佛教与玄学在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北朝史学有自己的特点。与南朝相比，北朝在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方面；在重视修撰当代国史方面；在民族史学的研究方面；在直书与曲笔修史方面都表现了与南朝史学的异趣。本文在揭示以上事实的同时，指出这些特点的出现是与北朝政治紧密相联的。北朝纷繁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严重影响、制约着该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使之带有明显的不同于南朝的政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