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文法分析与日汉机译研究

机器翻译是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国关于日汉机器翻译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日本国内虽有商品化系统问世,但在文法理论、句法与语义关系、格的定义等方面级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提出基于格文法、在句法过程中给合语义处理的方法,并已研制了一个     

日汉双检电子词典的设计与实现

一、引言 无论哪种语言的翻译,词典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现成的词典库,开发商品化的双检电子词典,是高新技术产品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我们多年来一直从事日汉机器翻译的研究,利用日汉机译词典,在微机上模拟实现了日汉双检电子词典的功能,完成了日语和汉语     

文化差异与日汉隐喻的异同

日汉语言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隐喻性表达,并且这些表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跨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要理解和灵活使用隐喻,必须了解二者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了日汉隐喻的共性与差异,旨在促进跨文化交流。     

汉画像石的美学内涵

画像石是雕刻于墓穴建筑的壁面和楣、楹、碑、阙上的装饰性艺术品。通过众多的画面,汉画像石生动具体地表现了汉代的社会思想,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展示了汉代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成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艺术样式。其雄强博大、质朴神秘的艺术特色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与儒家文化精神、楚地文化精神、道家文化精神的渗透有着深层次的关联。     

汉字义码的研究

汉字编码,许多人都觉得:耳以治声,目以治形,舍此以外,寂然无物。而我则曰:人以治事,脑以治义,由义而及形、声,据其总要,纲举目张,无义则无声无形。 1.音码需要细分声母、韵母、声调,而汉字中同声韵字太多,现用键盘的键位又太少,     

梁启超的日译西学与五四新文学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运用"和文汉读法"学习日语,意欲建造一座连通中西文化的巴贝尔塔,但是,翻译方法的急功近利、文学观念的返归传统,以及中、日、西多种思想的交错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梁启超难以跨越中国传统文学的樊篱,完成引导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转型.本文从翻译手段、文学观念、思想文化等三个层面考察梁启超通过日文译介西学的行为,进而探析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的承续关系.     

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

王莽废汉立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民族政策是其改制内容之一而在众民族当中,与匈奴的关系是莽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点。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是以战为主的,但由于新莽时期的作战条件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故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汉匈之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俄汉词义的模糊性研究

在人类的语言中,很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都是没有精确性的,这就是所谓的＂模糊＂概念,语言的精确性只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量。有些变量可以用上下文加以限制,以排除可变性;有些变量则无法用上下文加以限制,则产生了模糊性。由于词是构成概念的要素,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模糊词。     

略论汉初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通称为“士”的社会属性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春秋战国前之“士”是贵族的一个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为游士,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方正式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汉初士大夫的社会功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政治,为新兴的汉王朝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规划政权,制礼定制;亦官亦师,教化民众等,对汉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倡盛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继承和传播文化,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汉晋南朝的隐逸政策

汉晋南朝时期 ,不同政局下中央政府对隐逸的政策不同 ,多实行征隐 ,或为求贤 ,或为证明统治之合法性 ,或为变易风俗。当征隐不成而施诸威迫时 ,征隐变成反隐。征隐并非文的反隐手段 ,究其实源于统治者对隐逸有复杂的认识。其尊隐心态极其矛盾 ,既希望隐者入仕以尽君臣之道 ,若其不愿入仕又要尽量表示尊崇以示宽宏大量。统治者实行征隐或反隐 ,始终以有助统治为端的 ,并非只尊崇绝对的不参与、不介入的不合作。隐者适度的介入政治是被认可的。东晋南朝时期 ,帝王与隐者间关系不再紧张 ,已不是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这与隐逸行为的变质、隐者风范的变化以及统治者自身素质改变等因素有关。隐者多有相当高的才识和德行 ,对于地方文教的发展以及地方秩序的维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对隐者的政策以尊崇、表彰为主。若采取威迫方式 ,必然导致民心失所 ,地方混乱。隐者于朝野政治不可或缺 ,而要真正使其发挥功用 ,还需地方长吏充分认识到隐者的社会重要性并从行为上为其生活和实现社会价值创造条件 ,隐者与地方长吏间易结成良好的私人友谊 ,荐隐、岁供羊酒、时加赏赐或为隐者设立学堂等行为 ,都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向贤 ,达到变风化俗的目的。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汉缆现象”的经济学研究

汉缆集团有限公司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村办企业的束缚 ,以公有制为主体 ,吸纳不同所有制成分参与 ,以股份多元化、公众化的资本组织形式 ,建成具有法人地位的新的所有制企业。“汉缆现象”的灵魂是技术创新     

沙加尔汉-南语系假说的三阶段

沙加尔关于汉-南语系假说的论证历程,反映了东亚语言发生学研究的新进程.自1990年以来,沙加尔从形态、语音、词汇的历史比较内证和考古文化学、体质人类学、基因遗传学等相关学科的旁证两方面,不断增强证据并修改汉-南同源论.大体轨迹为:第一阶段(1990-1993),提出汉语与南岛语在发生学上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与藏缅语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1994-2005),认识到原始藏缅语比第一阶段估计的可能更接近原始汉-南语,从而扩充为"汉 藏缅 南岛"语系假说,并增加了汉藏-南岛同源的新证据;第三阶段(2005以来),基于施密特(W.Schmidt,1906)的"澳语系"(Austric)进一步扩展为"东亚超级语系"假说.     

计算机时代的汉字形位分析

有两种研究汉字形体结构的方法。一为字源分析法,即通过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来构拟最初的造字原理。典型代表是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对汉字形体作静态的共时的研究方法。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字母的价值就在     

英语词和汉语词的语义差别

文化是形形色色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别,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常常遇到困难。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对英语词与汉语词的语义差别的几种情形进行了阐述,强调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其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试论左江岩画中日芒星与祭日、祀日及日字的起源

依据广西左江流域遗存的岩画图像及中国历史资料考古资料;左江流域地方粤语方言等资料来研究日芒星与祭日、祀日的关系,发现日芒星是一种古老的从绘画技术(画图造象形等)入手,以画像记事表意开始到画像表意明事发明出来的画像表意准文字(或简称准文字).这种准文字从形态、结构、音义上与甲骨文能相对应通融,是甲骨文的前身象形文字.由此断定中华文字、文化的主流渊源有部分源于左江流域岩画中.     

从汉赋与汉画像的比较看两汉审美心理

汉代审美心理较之先秦有很大发展,对比汉赋和汉画像两种异质媒介在艺术旨趣上的同构可以发现,汉代审美心理明显异于先秦审美心理。张扬、宏放、繁丽、朴拙共同构筑了汉代的审美情趣,这是大汉气象的体现,也是楚文化的再次张扬。在根本上,这种转变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但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则这一审美心理的变化也是中华民族认识水平进步的体现。     

论汉晋时期文章的集作形态

汉晋时期,文献以简牍为载体,文章有一长一短两种状态,长文书于简册,短文书于札牍。长文来源于分书于单简的零散资料,或作者构思的短句短章,作者将书于众简的资料集合串联,即构成长文或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缀合的,即集作。其中,材料靠辑集整合而成的谓之辑录体,以这种方式编撰的作品外表宏大,内里松散;奏议、书论等长文可称为创作体,语气完足,布局整密,无拼合组接之迹。集作的优势和弊端,都是由简牍书写条件造成的,可见文章规模体制与所用文献载体大有关联。从文献载体来解释汉魏晋初的文体、文风特征,可以揭示问题的根源,有必要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