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梅拉》中的凝视机制分析

以福柯关于凝视权力机制的论述为出发点,解读小说《帕梅拉》中的凝视现象,认为B先生和帕梅拉之间存在看与被看的关系,帕梅拉始终处于B先生的凝视之下。帕梅拉的身体是B先生的欲望对象,帕梅拉被物化;通过窃读帕梅拉的书信,B先生在身体与信件之间建立起隐喻关系,信件成为帕梅拉身体的象征;随后帕梅拉又在林肯郡庄园遭到监禁;婚后的帕梅拉依然要满足以B先生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挑剔的审美眼光,帕梅拉始终处于被展示的状态,造成她的身份危机和双重人格。     

服饰“物语”——论《帕梅拉》里的博弈

服饰的作用在《帕梅拉》里不容小觑。帕梅拉和B先生先后策略性地进行服饰展示,使得博弈之势明朗。三个衣服包裹的对峙将博弈推向高潮。围绕着服饰实质上进行着美德之爱和情欲之爱的交锋。     

用弗洛伊德的人格三结构探析《帕梅拉》

《帕梅拉》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在世界文坛上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也就是＂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来阐释帕梅拉和B先生各自的内心矛盾纠葛及其各自自我追寻的历程,深入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身体技术、表达与消费：蓝靛瑶服饰制作技艺研究

服饰与身体相互型塑,作为身体的外化,服饰是着于身的标记与符号。服饰及其制作技艺是特定群体在经验中养成的身体技术,是人的文化观念和情感世界的形象表达,也是进行社会沟通、交流和展示的消费方式。广西百色凌云县蓝靛瑶的蓝靛染布与织绣技艺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探讨其服饰形制、身体与技艺的错综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对照”:张爱玲“穿”与“写”的互映

从"穿"衣到"写"衣,张爱玲与服饰的关系由身体滑移至文字,成为她本人生存体系和生命图景不可或缺的两个元素。散见于张爱玲创作中的服饰书写,表明其对衣服的迷恋已然超越了一般女性的物质装饰意义,这些文字既有个人的生存智慧,也蕴含着人类普遍的生存哲学。她的小说艺术又是其服饰理论的美学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服饰美学与小说美学"互相发明",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多重张力的汇合:《帕梅拉》矛盾解读的原因探析

有关《帕梅拉》的矛盾解读是多重张力汇合的结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认同到两种帕梅拉形象,一种为理查逊在小说中建构起来的作为道德楷模的帕梅拉形象,另一种则为帕梅拉在信件中建构起来的有着微妙心理的自我形象。这两种帕梅拉形象间的张力导致了《帕梅拉》的矛盾解读。     

朱迪斯·巴特勒的现代性自我身份书写

对自我身份的思考是现代性的重要遗产,也是朱迪斯·巴特勒久负盛名的述行理论涉及到的核心问题之一.巴特勒追溯康德和福柯的批判传统,同时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探求人性,以此来寻求自我的觉醒.但在巴特勒的身份谱系中,并不存在稳固的身份,对自我的身份而言,巴特勒认为由于自我身处于与主体及语言的双重博弈中,因而无法保持稳固的身份,所以自我只是黑格尔精神之旅当中的一名旅客.而巴特勒借助福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她指出除了意识,身体也是自我的书写场所.     

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一项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验研究

进城的打工妹是没有城市生活历史的"异乡人",需要通过城市社会化才能融入城市。城里入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其社会身体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等级差异。如何打扮得像城里人,这是打工妹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身体城市化历程;城市话语不仅是打工妹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进行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她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或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的基础;城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获得与积累,是打工妹与城市社会互动的基础,是她们城市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六十岁还是中年人

那天走进东京大学出版书店,一位40岁模样的女职员接待了我。交谈中得知她叫山腰女士,我称她为先生。后来,她成了我的房东,熟悉后告诉我说,在日本只有教师、律师等有身份人才享得起“先生”这一尊称,她说她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可以叫她“妈妈”。看见我诧异     

论大学生的服饰环境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喜欢追赶时尚潮流,关注服饰的流行趋势,他们希望通过美丽的外观,赢得自信与肯定。但由于对自身身份和服饰环境的认识不足,导致他们的服饰衍生出许多与他们的身份不相适宜的打扮。通过对大学生服饰环境和提高着装方法的论述,让学生了解服饰美的搭配,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服饰,穿出自我,穿出自信。     

从二元对立到第三空间杂糅——奥立维亚的双重文化身份认定之路

美国当代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百种神秘感官》具有浓厚的后殖民主义特色,尤其是东方主义的神秘色彩。其女主人公奥立维亚是中美混血的“香蕉人”,为了全力美国化,她否认自己的华人文化身份,但是美国主流社会却将她视为“他者”,二元文化冲突使她陷入文化身份危机。困境中的奥立维亚放弃了对立的二元文化,接受自己的华人文化身份,用双重文化重塑自我,走出文化身份危机,进入了文化身份的第三空间杂糅,获得新生。奥立维亚的文化身份寻求之路经历了从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到第三空间的杂糅,是“他者”的典型身份寻求之路,这个文学人物的心路历程,对越来越多的流散族裔的寻根现象和文化认同经历具有案例价值,为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研究提供借鉴。     

“父国”大地:“黑眼睛”和“蓝眼睛”的交会——赛珍珠中国作品“土地情结”的艺术展示

对于赛珍珠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而言,"土地情结"的艺术展示因为表现者的"异国"身份而有了超乎"个案"的"东方文化发现"或"中西文化交流"的引领性价值。当作家触摸这个古老的文化命题时,已经连带着对不同民族的土地恋情进行了联系性思考,催发为创作,即展示了中国题材小说具有的世界性品质,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突破或文化突破。人的"土地情结"在根生于"地方性"的粗鄙之后,复枝蔓出具有"世界性"的富丽,与作家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多元文化和谐理念彼此印证。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     

萧红小说中的忧伤情感底色

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在悲壮而又充实的悲喜岁月里,萧红用文字倾心地演绎自己的悲喜人生,犹如杜鹃啼血,无怨无悔地完成她那短暂的生命绝唱。如果说萧红的文字如一幅画,那么忧伤就是它的底色。萧红小说中的忧伤情感体现在流浪的坎坷中、在沉寂的土地上、在农民的苦难中、在女性的苦根里。     

当下男性服饰的审美转变及其原因

就外部环境因素而言,当下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奠定了男性服饰审美转向的物质基础,而政治、社会和性别观念的变革也为男性服饰审美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土壤。就主体内在需求而言,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个体的"从众"与"异众"心理、个体身体审美意识的强化,也从不同层面促进了男性服饰审美转向的发生。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论貂蝉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貂蝉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种冠服,是国家服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初为胡冠,以金铛和貂尾为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时将它引入赵国,为赵国将士之冠服,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秦统一六国时,将赵国的这种冠服纳入新王朝,且将它改制成以蝉纹和貂尾作为装饰的帽子,成为皇帝近侍的专服,貂蝉冠遂以得名。至于汉代,貂蝉冠又被文人赋予了雅致幽远的文化深意,被认为寄予了古代帝王对于臣工精神境界和政治才能的诫勉和期待。此后,貂蝉冠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大清时期,貂蝉从官方服饰中消失。     

从身体空间争取看达洛卫夫人“他者”身份的自我突破尝试

布朗肖的空间生存论指出,文学空间是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是抵达人之生存深度的体验空间。他的观点与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优先权的生存存在论原则不谋而合。由于空间构筑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之生存存在的场域,那么个人对于自身存在空间的选择对其实质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一位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女性,伍尔夫深深体味到了父权制的社会机制对女性的轻视和压制,因此她试图通过达洛卫夫人生存空间的自主选择为女性开辟一条突围"他者"身份的途径。     

都市·身体·语言——朱天文小说论析

朱天文是华语文坛上最优秀然而也是最难解读的小说家之一。从都市书写、身体书写与语言书写三个方面深入探讨,由此发现其一以贯之的后现代抵抗姿态。朱天文书写的台北是都市的台北、后现代的台北,借由这一书写,她填补了华文文学中书写抵抗后现代大都市的空白;朱天文的身体书写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借由书写情欲展开后现代分崩离析的认同探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她对生命对时间的焦虑;而语言是朱天文作品最醒目的标志,她不断地试验中国文字的表现力,终于在《巫言》中大获成功,对她,语言/书写既是抵抗后现代的一种姿态,更是她生命的形式,她的原乡所在。     

“没有这里与那里之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故乡与他乡

故乡与他乡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一对悖论,分析这两个主题一再出现的原因及其文化隐喻对于理解阿特伍德甚至加拿大文学都很有意义。长篇小说《神谕女士》与《肉体伤害》的主人公都选择远离加拿大的他乡作为逃避的场所,但在异国他乡一再显现的故乡的幽灵说明故乡是一个人无法逃离的生命印记,这正如加拿大是她们无法否认和摆脱的身份一样,接受它即是接受自我。故乡是主人公的过去、自我以及加拿大民族属性的隐喻;他乡则从另一个反面印证了这种包含加拿大民族性在内的自我是无法规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