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视阈下的唐代咏史诗——浅论唐代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

咏史诗是历史和诗歌的结合体,是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咏史诗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创作的高潮,有唐一代许多诗人创作过咏史诗。从创作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上看,唐代诗人咏史的主要目的有四:以诗歌为古人作传;站立历史高度以诗论史;借咏史以申志抒情;借鉴历史以讽谏当世。     

试论咏史、怀古之关系及其诗学精神

咏史诗初期乃诗人读史而兴感慨,以韵语铺陈史事以鉴戒讽诵或借史抒发个人用世情怀;而怀古诗是由山水行役诗衍生而来,重在抒发感怀叹逝之情。咏史、怀古根本之别乃其内容、旨趣之异。怀古诗的出现影响到咏史诗的写作,随着两者的融合、互渗,对后代那些兼具咏史、怀古特征的诗歌再强分彼此,实无多大意义。     

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司马光是北宋史学大家,其诗歌数量也不少。他的咏史诗在内容上,或借咏怀古人强调个人素质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或借咏怀古迹表达出其历史沧桑感;进而表现出其历史发展观。在艺术上,咏叹对象的相对一致性;理性的思考、客观的叙述多于形象性思维;多古今兴衰之叹少个人怀抱之情。     

文体与遗民心境的展现——以钱澄之的晚年著述为例

从明遗民钱澄之的晚年著述入手,分析钱澄之如何微妙地游移于诗歌、文、尺牍、墓志铭、史书等不同文体之间,有差别、分层次地展现或掩盖其晚年的遗民心境。在不同的文体中,钱澄之刻意表露其不同的面貌。诗歌、尺牍、墓志铭以及不能刊行的史书《所知录》,在表达遗民心境的强度上是递增的。在他所有的著述中,越是私密性的文体,表露其遗民心境越多,力度越强;而越是具备交际性的公开的文体,就越不能展现其遗民心境。     

古代咏史诗简说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类别之一,它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直接的歌咏对象,“以史为咏,正当于唱叹写神理”(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二李白《苏武》评语),是由古人古事的题材为发端而进行创作,或抒写怀抱,或讽谕现实,借题发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把个人的抑郁愤激之情,刺世嫉邪之感,或某种见解议论,从臧否人物,评议兴废之中,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曲折地表达出来,言在此而意在彼,语不多而情无限。它以古     

图像性的减弱： 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咏史诗从班固到建安诗人,表现出一种图像性减弱和个体情志增强的趋势。班固的咏史诗的特性从正面看是具有较强的图像性。从历史记载来看,缇萦故事很可能是班固经常见到的画像故事,他的诗歌当与之有较强对应关系。到了阮瑀与王粲的咏史诗中,情节的概述似乎不那么被看重,图像性减弱的同时,诗人的情志被凸显。这种倾向在曹植《三良》诗中有最充分的表现,显示出建安时期,咏史诗向抒情诗靠拢的倾向。     

中晚唐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分析

中晚唐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晚唐咏史诗的盛行.在我国诗歌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中晚唐咏史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既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与文化背景,也在中国诗歌发展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中晚唐咏史诗的产生具有其必然性,特别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时代特征,这也成为中晚唐咏史诗产生的根本原因.     

试论李白诗歌的英雄意识

李白从小崇拜历史上建功立业、施展雄才的英雄,并希冀自己有朝一日能举"管晏之才"匡扶天下,李白现存近千首诗歌中折射这种强烈的英雄意识.李白诗歌的英雄意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咏史诗是诗人英雄意识的内化;巨大的动物的物象是诗人英雄意识的外化;雄奇的自然山水是诗人英雄意识的载体.     

钱澄之创作论稿

钱澄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杰出学者、诗人和思想家,其诗文尤负重名,被誉为“诗歌古文满天下”。但因本人参加抗清斗争,诗文中又多当局忌讳之语,乾隆年间曾被禁毁,因此其诗文成就世人知之甚少。文章对钱澄之的文学主张、诗歌、散文的创作分期、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作梳理和探究,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评估。     

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由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秘响傍通 恍惚相似——论李贺诗与梦窗词艺术处理之异同

吴文英和李贺在现实中都有强烈的压抑感,他们在艺术处理上也都苦心经营、精益求精,其作品艳丽多姿、迷离恍惚,在"词境"和"诗境"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李贺诗中对色彩、声音、时间、空间的创造性运用,在梦窗词中得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响应和复活。梦窗作为李贺的异代知己,不是一味地拜倒在其脚下,而是善于汲取李贺诗中丰富而又切合自身的艺术营养,有所发展和创新,使自己的艺术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     

卢文弨、吴骞校补《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再校

《千顷堂书目》是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广为搜寻明代文献典籍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千顷堂书目》问题较多,清代诸多藏书家都曾为之校补,其中有卢文弨和吴骞。卢、吴二人依据不同底本,考订时代分类,校正文字,增补条目、注文等,取得不小成绩。然而,经校补后的书目仍存诸多问题,卢、吴二人尚有遗校、误校之处。以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为中心,校出卢校误八则、吴校误十九则。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李亮伟《冰壶集》研究

《冰壶集》词如其人,冰清通透,是李亮伟先生前半生游历、述怀、追忆、观物的集成之作,题材内容不拘一格。其性喜游历,所作山水词,融词人的意趣、情怀与澹荡于胜景中,韵致清远。所为乡情、爱情等感怀词,则体现了词人的至真情性。咏物诸作,又常常用真诚易感的心去感悟和体察生活,于细微处见机趣,借物象发抒怀抱。咏史数阕,则以学养为基石,词史结合,古今互鉴,旷达的精神内核常以或雄健或疏淡的词风出之。     

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提出阅读前人诗歌选集时应有保留,因其选集大多比较草率,比如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合编的《宋诗钞》所选的刘克庄诗作,只选了刘氏前十六卷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的作品一首也没有选录。本文考察了刘克庄集子在宋元明清之际的流传情况,结论是吴吕二人未选刘氏后期之作,并非态度草率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卷十七以后的诗。     

简论钟嗣成与贾仲明的[凌波仙]吊词

钟嗣成和贾仲明为元代曲家所写的[凌波仙]吊词,从根本上肯定了元代曲家这个创作群体的功业所在,纠正世俗对他们的偏见,肯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是"不朽之盛事"。在慨叹他们的命运时,钟氏往往以传统的达兼标准来评判这些反悖传统的作家,陷入了一种悖论之中,而贾仲明则表现出与钟嗣成迥然有别的思想倾向与取舍标准,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与处世态度。在吟咏曲家习性、生活态度时,两人也表现出差异。关于戏曲关目,他们重"奇"而不惟"奇";语言方面,崇华丽而不废朴实;对戏曲声韵和社会效果都异常重视;还对元杂剧的繁荣原因作了精辟的述说。另外,贾仲明的吊词还对作家之间的交往多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元明题画诗文初探--兼及"诗画合一"形式的现代继承

元明诗文的新变化,常常首先出现在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徐渭、唐寅等诗画家的作品之中,诸如人伦教化因素逐渐减弱,主观情怀、人生意味的表现日益增强,清新通俗、激锐酣畅和滑稽风趣的风格形式等等.这样的变化,与当时趋于表现真情、崇尚个性张扬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然而在题画诗文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和超前.     

《文选》收录“苏、李诗”的诗史意义

苏、李诗为伪作今已成定论,但《文选》在收录"苏、李诗"时并没有将之看成是伪诗,苏、李诗非伪作并不是萧统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汉魏六朝主流文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他们对苏、李诗拟作时没有将之看作是伪诗;二、在"以体论文"为特征的汉魏文论中,李陵诗被认为是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五言诗的滥觞。因此,被考证认为是伪作的苏、李诗,在汉魏六朝文学发展中却是以真实的苏、李诗的身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文选》收录苏、李诗的意义在于从文章选本的角度肯定了苏、李诗对汉魏诗歌发展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