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政治思想浅论

荀悦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天下国家一体”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政治理想,而荀悦政治思想最终归结于对于东汉皇朝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东汉末年荀悦的哲学思想管窥

荀悦著《申鉴》五篇,主要是政论,较集中的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天道、人道有同有异。本文就荀悦的“三势”的天人观、知行论、性命论和易学思想略作申述。     

周密的家世与交游对其笔记撰述之影响

周密是宋末元初的笔记撰述大家,他的笔记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各层面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文学、历史价值。周密的家学传统影响着其笔记撰述的原则和理念,父祖辈岁编日记的“家乘”、“日录”,为周密本人的笔记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与撰述典范。而周密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交游,对其笔记撰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识养成和资料积累上。     

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编纂

南宋一朝,私家修史风气尤盛,当代史撰述迭出,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其中之代表作.此书在内容上承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专载南宋高宗一朝史事,不仅史料详赡,而且在编撰体例上颇具匠心,既以时叙事,又重视“备其始末”,语言凝练而褒贬自现,饱含着对近世历史的沉思和对现实弊政的反思,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历史鉴戒思想,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之时代特点的集中体现.     

论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

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是复杂的。他以正统思想审视历史,通过总结西汉的兴衰成败,美化其统治,神化其地位,为东汉王朝提供历史借鉴;他以变易思想考察历史,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各种制度应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强调分析事物应注意其相对性,对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他既受天人感应思想的深刻影响,又试图从人事来考察灾异大量出现的原因,指出民为治国的根本所在,从而将天人感应思想与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他以儒家思想作为评价人物与评判史事的标准,反映出东汉学者师圣体经的经学思维方式。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     

荀悦易学思想初探

荀悦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同时也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易学思想大体表现在自然观、历史发展观和社会政治观等几个方面。承于《易传》的天地人一体观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 ,荀悦致力于沟通天人 ,既强调人事的重要性 ,又将天道视为人事的合理性依据。荀悦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并把“通古今”当作著史的重要宗旨。这是对《周易》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本于《易传》和易学的太和、中正及中和等理论观念 ,荀悦热切追求社会和谐乃至天人整体和谐 ,并将仁德之治及尚贤、养贤等看作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呼吁经今古文学结束相互争执 ,共求学术之真。这对易学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中国古代史学与易学有着一种密切的渊源关系 ,因而作为史学家的荀悦在易学史上有所贡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不应将两者完全等同一致。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而其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     

荀悦"义"概念的道德论特征及其治道功能

荀悦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儒学立场及其经学式文风,即大量引证儒学经典来表达自身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见,这种"缺乏创新性"的表象使得许多学者对其思想重视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分析荀悦如何选择以往的经典思想资源,有助于考察这些经典中的思想观念的"治道功能".本文通过考察荀悦的"义"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情境-道德论特征,并发挥着"治"之正当性来源、"君"之行为准则、立策之思维原则三个重要的治道功能.     

荀悦的历史动力观——兼论其"大一统"史观

荀悦的历史动力观带有浓厚的二元折衷主义倾向,一面在宣扬天命观,一面又在说人事可以致功,总体来看,荀悦强调以天命为主,其次为人事。荀悦在讲历史发展变化时,还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兴衰治乱的重大影响,深刻体会到了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在荀悦的"大一统"历史观中,政治一统是核心;其它两个层面实质上是政治一统在特定领域的进一步延伸,文化一统是政治一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反映,而民族一统是政治一统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体现。三个层面以政治一统为纽带,联结成为一个严谨、缜密的有机体。     

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     

《魏书》编撰性质考论

由北齐魏收奉诏纂修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正史”,是民族史撰述上的杰作。关于《魏书》的编撰性质,近世史家认为,因其多半成于魏收一人之手,故与私家撰述无异。而仔细考论,《魏书》的官修背景非常明显。全书在撰写过程中不仅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而且在“秽史”问题出现后,北齐三朝皇帝四次下令修改,方流传于世。《魏书》的官修性质不容忽视。     

王夫之与图书编撰学

王夫之共撰写了100多种著作。见于著录的则有88种,计391卷,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领域。历来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者也大多将重点放在上述几个方面。本文试图另辟蹊径,简要论述王夫之的图书编撰学思想。一、关于史书编撰对于史书的编撰,王夫之首先鲜明地提出修史的宗旨:“述往以为来者师”。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①编撰史书的最终目的是要经世致用。历史著作不仅要详细地叙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史…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

本文以柯文的三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为主 ,试图从历史本体论、“理论框架”、历史学家的作用及“局外性”等几方面简要探讨柯文的史学思想。柯文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三部著作便分别代表了其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柯文最初较多地接受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但到后来其著作中更多的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不可认知的 ,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作为撰述的历史根本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柯文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终极目标 ,他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总括一切的历史框架 ,认为理论框架是一种“必需的坏事”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柯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动作用 ,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种种局限却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 ,只能提供“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柯文对于历史学家“局外性”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强调其负面作用走向肯定其优点。     

道家思想在东汉中后期的发展

东汉中后期 ,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儒家经学受到冲击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 ,而富有批判精神的道家学说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张衡在提出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及其人生理想观理论时 ,对道家学说多有取资。马融、郎、王符、仲长统、郑玄等人也都对道家学说有所借鉴和发挥 ,表现出道家的思想情怀 ,道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荀悦在《汉纪》、《申鉴》中 ,重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 ,强调遵从天道 ,其中不乏道家的自然主义因素。受道家辩证法观念的启示 ,荀悦主张“通古今” ,强调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强调直笔意识 ,此举不能说与道家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抱朴守真思想无关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周宪文编著《台湾经济史》简史

经济学家周宪文编著的《台湾经济史》一书,1980年5月由台北开明书店出版。据编著者在本书“自序”中说:他在台湾光复前,就开始撰述《台湾经济史》;光复后到了台湾又继续撰述。 本书内容以客观叙述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历史为主,从原始时代起,止于台湾光复时的经济形态。全书共分六大部分:第一编、结论。第二编、原始     

试论《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

《明史纪事本末》是清初一部重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取材广泛,体例成熟,对此后《明史》的修撰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书中大量的史论,重视表达总结历史经验、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也颇具特色。系统考察此书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既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历史地位,对于研究明代历史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论汉魏诸子的社会风尚批评和人物批评

汉魏易代之际,社会思想也随之变迁,在动荡的年代面对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汉魏诸子通过著书立文对社会风尚和人物品评各抒高见,王符、仲长统、荀悦、徐干等人的论述,是推动汉魏之际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社会风尚批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守;“崇真求实”的人物批评也开启了汉魏“名实”思潮。     

哲学·科学·人道主义——评阿尔都塞“断裂”说的思想基础

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上有一个断裂时期,时间大约以1845年为界;这时马克思彻底抛弃他以前的思想,包括他的哲学和人道主义。下面我们对阿尔都塞这种“断裂”说的思想基础作一评述。阿尔都塞“断裂”说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哲学总是后于科学产生的。他认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三大科学发现,在每种科学发现之后产生一种哲学:“数学(泰勒斯)产生柏拉图的哲学,物理(伽利略)产生笛卡儿的哲学,历史(马克思)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改造总是伟大的科学发现的回响。因此本质上,这种改造总是发生在事后。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落后于科学。”在阿尔都塞看来,1845年前马克思并没有自己的哲学,他只是旧的唯心主义哲学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隶;直到他完全抛弃唯心主义哲学,同它们“彻底决裂”,创立了历史科学后,才开始形成他自己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这时“辩证唯物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