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

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包括表层的巫术、魔法性质的东西和占卜术等,以及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前者在中国的神秘文化中带有工具的性质,而后者则是中国神秘文化的内核.神秘主义中存在着许多迷信,如历代的谶纬、巫蛊、八卦占卜、四柱算命、测字术、占星术、相面术、风水术中的不少内容,都是迷信,都应该加以批判和清除.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术数之中,也蕴藏着一些科学的成分,它们是先民们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及其规律的总结,并非全然是迷信.     

术数活动中的森林文化解读

森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使得森林文化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精神各个层面展开。中国的许多社会风俗与民间活动,都与森林有着紧密的联系。以民俗中的术数活动为例,分析了术数活动中森林利用的几种常见形式及森林生活风习,揭示了其中所体现的树木崇拜、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以及朴素的生态和谐观,指出了森林文化是古代术数的渊薮之一,反映了森林文化现象在术数活动中的传承与发展。     

赵执信与其术数研究

赵执信与其术数研究赵宗来中国古代的术数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其生命力之强盛、其影响力之宏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属罕见。术数的种类繁多，如星占、卜法、筮法、命术、相术、风水、选择、奇门、太乙、六壬等等。在《四库全书》中，《周易》归入经部，术数归入子部...     

彝族的占卜术

彝族的占卜术张纯德占卜习俗在我国流传极广，且历史悠久。据《周易》、《尚书》记载，早在伏羲，黄帝时代人们就有了占卜。从考古学资料看，夏代已有＂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说法，河南省浙川下王岗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卜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羊的胛骨、...     

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

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其术数思想中。薛凤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他批判中法,引进西法,并对术数理论基础及具体术数分支——择日术进行了中西会通。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薛凤祚的会通是不彻底的。     

巴人占卜用域考

巴人是一个巫风浓郁的民族,巴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根据民族、地域、物产等特点,创造了丰富的占卜文化,占卜用域广泛,涉及到城建、祈雨、制盐、丧葬等诸多领域。研究巴人占卜的用域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巴人的占卜文化、信仰文化及与其它文化的交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周易》术数学的哲学价值

术数是《周易》的一大分支。而术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追求预知社会、人生、事物的未知状态为其永恒的目标,预测、推断人事吉凶和国运兴衰,解说各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并杂有封建迷信的预测学。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中,术数学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历代哲学家的思维,哲学史的演进始终和术数学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术数所蕴含的天、地、人和谐的关系原理,自然、社会、精神的规律性原理,人具有直觉、灵感等意识的意义等哲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前兆信仰的现代反思─—耳鸣目润及其他

前兆信仰的现代反思─—耳鸣目润及其他宋开玉占卜是一种文化活动，在人类混沌初开之时就已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它是先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诸种压力下，对自身遭遇或某一行为的后果难以把握时，为求得某种启示以决疑断惑、趋吉避凶而采取的一种行为。占卜以兆象预测未来...     

汉民族古文字的文化历史解读

汉字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历史的真实而又丰繁的镜象。几乎每一个古汉字都可以解读一部分文化史。这包括字形的解读和字义的解读。拿甲骨文来说,它虽然只是上古时期的占卜之辞,但从占卜这一个窗口,大至祭祀、征伐,小至牙痛、耳鸣都可以观察到。论天文卜辞中有最早的日蚀记     

古代占卜比较研究的中国视野

尽管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占卜习俗研究比其他地方已经拓展了许多空间,但还缺乏＂新世界＂的视界,比如希腊、罗马、亚述和中国对占卜术所作的贡献。中国关于占卜的文献记载极为丰富,可以为占卜比较研究提供一些等值的证据,这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将这些证据极富意义地并置起来,又可以避免现行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神谕研究现实。     

春秋军事术数考述——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是中国古代军事术数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祭祷、卜筮、天文气象占、梦占、诸杂占和祓禳、诅咒等术数被普遍地运用于军事中，使春秋战争表现出浓厚的术数性，并对其进程及结果常常产生深刻的影响。春秋军事术数的发展奠定了战国秦汉时期兵阴阳家的形成与大发展的基础     

斋醮与星命：杜光庭《广成集》所见天文星占文化述论

杜光庭活跃于唐末、前蜀两朝,《广成集》中保留有大量其为王侯将相、信道民众所作的斋醮词,文辞中不仅显示出唐时流行的十神太一、天文分野等多种天文术数思想的浸润,也透露出外来十一曜行年星命说的渗透;斋醮词中不同占卜方法的叠加运用,一方面表明杜光庭对于天文术数文化的精通,另一方面凸显了斋醮仪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彰显道教仪式的救度功能;其目的除了为个人休咎祈福袪灾之外,还折射出为王权神圣性服务的政治理想;而唐末成都府雕版印刷的历日或许是杜光庭吸取星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反映了唐末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历史面相。     

巴人甲骨的发现及其价值

随着现代考古的发展,一系列巴人文化遗址被发掘,文化遗物得以面世。湖北长阳香炉石等遗址出土了诸多的巴人甲骨,这不仅对于了解巴人的占卜习俗,深化巴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就是在中国甲骨学上的地位也不可低估。     

从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风水、占卜知识在西藏的传播

在11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记载中,文成公主形象的突出特点是擅长风水之术。这一形象涵义深刻,实际上反映了吐蕃时期以来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和历算知识体系在西藏得到广泛传播的事实。文成公主被塑造为擅长风水的形象,一方面反映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在西藏受到普遍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成公主在藏人眼中被视为中原文化的象征和总代表。从这一意义说,文成公主擅长风水形象的形成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在西藏佛教僧人和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中,藏地的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既蕴含着藏文史家的中原观,又显示出他们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可和重视。     

技术·意识·文脉:文明竞争与文化共享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文化逻辑

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过程中,以"巫-神"为内核的"术数"和以现代科学为内核的技术,在人类向自然获取物质能量的过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技术革新为表征的人类文明进程,实质上是人类的文明观念、文化意识所驱动的.不同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带来了不同的应战方式,积淀了文化心理取向,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命脉.现代文化产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意识,试图将文化精神、文化命脉灌注进生产技术之中,让生产出的商品呈现文化特质.在文明竞争与文化共享背景下,技术、意识与文脉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逻辑.     

隋唐道教术数学派与传统数学关系考论

关于隋唐时期道教在传统数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学术界已有较多的探讨,然仍显不足。要言之,隋唐道教术数学派坚信术数与数学互为表里,通过"算"、"数"之共性将术数、数学融为一体,并以兼摄数学之术数求道证道。这些思想使得其自身在传统数学(包括天文历算)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影响了传统数学的精神气质和发展趋势。而道教术数学派在术数、数学上的研究,对道教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

殷墟甲骨的发现与鉴定,是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迄今正好是九十周年了。甲骨研究已经是一门羽毛丰满的学科,对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海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甲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必须承认还有一些带基本性能的问题仍未解决。前些年由几位海外学者率先提出的卜辞命辞是否问句的问题,即其一例①。甲骨本来是占卜的遗物,卜辞是占卜的记录,而我们对古代占卜所知有限,无怪乎在卜辞的读法和理解上有种种分歧意见。     

管辂易学研究——兼论术数学的思维方式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数字与宗教文化的关联

在古先民的思维中 ,数字构成了一个蕴含着意义、象征、价值和观念的文化系统 ,这个系统的生成及运用 ,均与宗教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原始的祭祀、占卜与历算等宗教活动促进了数字的抽象化进程 ,但同时 ,也使数字成为了神秘的宗教符号 ,其与多种宗教文化形态构成了观念上的对应。特别是数字的奇偶形式 ,其于古老的阴阳观念作用下 ,在上古祭祀文化中具有系统的象征意义     

漫谈游戏之卜

游戏之卜是占卜在当代文化中一种突出的表现形态，是人类卜精神与游戏精神在现代文明中的一种结合，在精神层面上更偏重于体现一种游戏精神，带有明显的游戏性质和特征。游戏之卜不同于传统认知中的宗教之卜和迷信之卜，它以文化的延续、游戏性生活方式以及以人的某种日常生活感性行为气质的养成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