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人与冷水冲型铜鼓的关系

本文运用大量的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冷水冲型铜鼓的族属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冷水冲型的铜鼓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是骆越人创制的，而中晚期则为骆越人的后裔──僚人所铸造和使用。文章还对《中国古代铜鼓》一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     

唐代西原部族属源流考

本文从地理沿革、强宗大姓、政事变迁及古籍记载等方面,考察了唐代中期以后岭南地区西原部人的族属源流问题。说明乌浒人、俚人、僚人由古代百越发展而来。西原部人由俚僚发展而来。宋代的广源部人、明代的僮人,同唐代西原部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还从黄氏大姓的历史连续性,说明了西原部人族属的长期稳定性。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华阳国志·李势志》、《博物志·宁国论》及《晋书·李势载记》等都说,“蜀土无僚”或“蜀本无僚”,自东晋四川为成汉割据时,始有大量僚族自贵州西北部的牂牁郡进入四川,多至“十余万落”,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金沙江流域。《魏书·僚传》对于僚族之经济社会、生活习俗都有记载。本文试就《魏书》所言,对当时四川僚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征及族源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晚明文人古铜器鉴藏知识考察——以《燕闲清赏笺》为中心的探讨

晚明文人热衷古铜器鉴藏,他们在实践中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了系统记录、整理并著书立说,《燕闲清赏笺》是其中代表作。该书详细介绍了关于古铜器品鉴、辨伪和赏玩等方面的鉴藏知识:以古铜器的铜质色泽、艺术风格、工艺铸造等为重要的参考维度的品鉴标准;目测观察、亲手把玩鉴别兼用考据方法的辨伪策略与了解仿古技巧知识相结合的辨伪方法;以古铜器养花、古器新用、古器奇用等为主的赏玩方式。以《燕闲清赏笺》为代表的这类有关鉴藏知识的著作,对当时的古铜器鉴藏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不仅成为晚明文人"古雅"生活哲学的一部分,而且更进一步被内化成为一种象征古代传统典范的文化符号,透露出晚明文人古铜器鉴藏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心理。     

广东瑶族与百越族(俚僚)的关系

古百越族在广东境内的,隋唐之际称俚僚,而这些古族发展至近代是何族称,学者认为俚为黎,僚为壮(僮)。也有谓“俚僚则是专指今天的壮族。”并断言俚僚与瑶族没有丝毫关系。但是,从史书与广东方志的记载,则与瑶族有关系。一古籍记载广东境内俚、僚的活动资料不少。如(南朝)宋“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     

从侯马陶范看青铜铸造

侯马陶范是晋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陶范器型和纹饰上的种类已涵括了大多数已知的晋国青铜器。侯马陶范构建了中国当时的青铜文明,它对晋国青铜文化乃至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简况略析

南朝时期,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出现俚汉民族融合的高潮,到唐初古高凉地区俚人基本融入汉族群体当中.当然,在俚人汉化的过程中,俚人的习俗有所保留,汉人也有所"俚化".部分俚文化为汉人吸收并传续至今,形成了有异于其他地区汉人的以俚文化为底蕴的地域文化.     

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粤语中的壮侗语族语言底层初析

岭南地区秦代以前居住着西瓯、骆越两个族体,秦军攻略岭南后,大批中原地区移民纷纷南下定居岭南。封建统治者采取“和绥百越”的政策,岭南地区越人渐渐受到同化,未受同化的部分演变为乌浒、俚、僚、蛮等族体,与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有渊源关系。岭南地区“汉越杂居”的局面有上千年历史,在这漫长的民族融合、文化接触过程中,     

晋唐巴蜀僚人与区域政区

僚人于两晋之际大量北上迁入巴蜀地区,到宋代以后逐渐融合消失,在晋唐间对巴蜀行政区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一是一些郡县的荒废弃置;二是很多县被迁移治所;三是出现了僚郡的设置;四是出现大量新置州郡县。僚人影响下的巴蜀政区变化表现出长期性、频繁性和多样化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短期内僚人数量激增,政局动荡、管辖权变易频繁,巴蜀地区自身复杂的地理环境等。而政区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管理深化调整,也促使僚人与周边各族更为频繁的接触往来,最终与周边各族融合。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灵异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以人间的吉祥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物勒工名转变为吉祥语言.从总体上看,西汉早期青铜容器还处在周制阶段,西汉晚期汉制才得到确立,西汉中期为过渡阶段.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汉代青铜器美学思想在现代铜艺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

汉代的青铜器已经开始摆脱礼制的束缚,向着生活化的方向发展。汉代青铜器在尺度、技术、纹饰等方面都对汉人审美的多样性进行了体现。在汉代青铜器中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意蕴,其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对现代铜艺设计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并在现代铜艺设计中不断传承与创新。     

试论藏传佛教铜佛像外部特征与其制作工艺

通过对西藏、尼泊尔铜佛坐像的分析,发现整体铸造铜佛像存在尺寸的限制,而这种限制符合西藏现存沙范铸造工艺的实际情况。通过对铜佛像文物和铜佛像作坊内实物的观察,发现不论采用铸造工艺还是采用锻打铜板制作工艺,铜佛像手部多数都采用单独铸造的方法制作。在铜佛像制作中,其形式要求导致了金属工艺的组合方式,金属工艺的组合方式又出于生产效率的考虑,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藏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艺的实际情况。     

石崇拜习俗的社会功能及时代意蕴——以广西宜州市壮族聚居地区为例

壮族石崇拜是壮族先民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下产生的自然崇拜信仰,至今还在壮族的民俗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广西宜州地区的石崇拜习俗具有三种功能,即辟邪、祈福和保护功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石崇拜习俗的功能不断顺应时代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时代意蕴,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与历史——从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看“滇人”对动物的认知与利用

战国初年至西汉末年,云南滇池地区的滇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以大量动物图像为装饰,是滇国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将动物图像作为"滇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媒介",并对其进行分类,按分类考察滇人对动物的认知,并从生计、娱乐、宗教及艺术四个方面考察滇人对动物的利用情况,以深化对古滇人生活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认识,为历史地考察滇池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可信的历史参照。     

濮、越民族源流关系考释

在先秦时期濮、越异源,当时濮人主要分布在江汉流域,后有一部分向南、向西迁移到我国的西南地区;越人则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就分布在自东南沿海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区域内。到汉晋时期,濮、越融合出现了僚,同时也有濮、越融入其他民族中,例如融入氐羌系民族的濮人就成为了现代彝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广西本土化人才队伍建设

本土化人才指在心理、生活和事业上与当地高度融合,自觉深化这种契合度,并坚持长期在当地发展、创业和奉献的人才。建设忠诚广西、扎根广西、适应广西、奉献广西的本土化人才队伍,是实施人才强桂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加强广西本土化人才建设,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突出抓好人才的自我培养,建立健全教育培养体系,着力推进引进人才的本土化,为广西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