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读

比较《毛诗大序》和《礼记·乐记》及《荀子·乐论》 ,《毛诗大序》与《礼记·乐记》相近 ,更多体现了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 ,而《荀子·乐论》则代表了国家主义集权思想的抬头 ,以往因为《毛诗大序》与《荀子·乐论》颇有文字重出者 ,谈论《毛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诗》教 ,经常是在《荀》儒 ,即战国末期儒家思想背景下 ,批评其限制情性的消极影响 ,对于其语辞的理解也就有所误读 ,现返回孔孟早期儒家之源头 ,《毛诗大序》人文主义的伟大意蕴 ,才得以拨云见日的重新发现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严羽“吟咏惰性”说发微

什么是诗?或者说,诗的本质特性是什么?这是历代诗论的中心论题。《沧浪诗话·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这是南宋严羽对诗的界说,对诗的本质特性的规定。严羽对诗的本质特性的这一理解,源于东汉《诗大序》。《诗大序》融合了前代诗论中的言志和抒情二说,并从先秦哲学中引入“情性”一词,用以规定诗的本质特性,形成了诗本情性之说。从此,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史上,便出现了主志、主情、主情性这三大派的鼎立。南朝刘勰、隋代王通、北宋黄庭坚等人,都继承了诗本情性的     

“诗缘情”的美学意义

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他是鲜明地举起“诗缘情’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古代文论中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用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对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当然“志”的本义也包含情感的内容,情与志不是绝缘的.然而在上古社会里,人们往往偏重从功利的角度去解释“志”,文学成为“言志”的工具.这样,“诗言志”不仅限制了诗表现情感的疆域,而且还把它框定成一种服从政教功能的合乎封建礼义的规范情感.《诗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论李贺神鬼诗反诗歌传统的美学特征

本文从李贺神鬼诗的“立志”到“破志”的演变过程,反映诗歌“神鬼情”独特魅力,论述诗人诗歌世界中“情”与“志”区别干以往传统中国诗歌“言志”和“缘情”的美学特征,提出神鬼诗的非传统诗歌意义的“情”“志”说。     

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视作诗之“根”。迨至明、清,诗话、诗论之作诸家纷起,蔚为大观,不少著作都不乏独到的见解,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     

《尚书》“诗言志”本意之探索

对于《尚书》“诗言志”的理解,一般倾向于接受《毛诗大序》的看法,将“志”和“情”混同起来.但“志”与“情”的混同还是遭受到不少质疑,迫使我们对其本意进行反思.由于这段文字出现在儒家思想比较成熟的时代,因此儒家思想体系的背景必须被考虑.《尚书》中“典乐教胄子”所希冀达致的,是由道德修养自然呈现的一种境界——中庸,“诗言志”的“志”就必然指向道德意志,而不是指向“情”.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开拓儒家审美新视角的王夫之诗论

由孔子提出的以政治教化为中心的儒家诗论,汉代由《毛诗序》作全面总结而臻于系统化。至魏晋,儒家注重功利而强调克制情感的理性主义诗论,受到“缘情而绮靡”诗论的强烈冲击而一度衰落。唐代白居易重新举起儒家重教化诗论的旗帜,提出“为时”“为事”而作的主张,把儒家诗论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宋代朱熹的“志本乐末”论则极端片面地强调诗歌明道言志作用而完全忽视诗歌的审美作用,把儒家诗论引入僵化的歧途。从此儒家诗论无新的建树而趋向冷落。至清代王夫之才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发儒家诗论,显示了儒家诗论新的活力。     

“缘情”说及其它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以赋体论文的创作论．它针对儒家传统的诗教理论，首次提出了“话缘情”的观点，明确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某些艺术规律．“诗缘情”不同于“诗言志”．《文赋》不是一将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文章．其独到之处在于刻意追求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合谐统一．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