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微行”

<正> 近读王夫之的《宋论》,其中卷一是评论宋太祖赵匡胤。总的来说,王夫之对宋太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无旧学之甘盘而文教兴,染掠杀之余风而宽仁布”“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弗待后嗣之棚踵以为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就是汉光武帝之后的又一个“英明之主”。当然,王夫之对     

唐代咏史怀古诗中的武侯情结

咏史怀古诗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艺术水平上 ,都堪称唐诗王国的一方重镇。而吟咏歌颂武侯诸葛亮是其中很典型的内容。本文即侧重从三方面分析唐人心中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以此透视唐代咏史怀古诗中所蕴涵的“武侯情结”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也谈王夫之论诸葛亮——与胡刚、唐泽映同志商榷

<正> 《船山学报》1986年第一期发表了胡刚、唐泽映同志的《王夫之论诸葛亮》(以下简称胡、唐的论文),文中评论王夫之对诸葛亮在人事方面的几点看法,确实有些新的见解,但我认为亦有其不尽然之处。本文拟就此谈点肤浅的意见。     

关于《双鹤瑞舞赋》的一个考证

<正> 《双鹤瑞舞赋》在船山研究中是聚讼纷纭的。谭承耕同志写的《关于王夫之双鹤瑞舞赋问题》一文(刊于《文物》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一九八二年,北京《文物》第六期刊出船山的《双鹤瑞舞赋》并发表了史展同志写的《王夫之双鹤瑞舞赋卷书后》的评论。这篇评论根据赋中有“维我大将军安远公”一语,断定此赋是写给清政府任命讨伐吴三桂的安远清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的祝寿词,进而作出结论:船山晚年已向清朝妥协。当年十月在衡阳举行的船山     

王夫之论“立志”

<正> 王夫之一生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特别强调“立志”,并对“立志”有独到的见解。古人云:“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王夫之认为:“志立于不易,则凡吾之所以析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七)“志”是统帅“气”而行动的一种执着不变     

论工夫之的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的思想是王夫之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王夫之作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标志之一。王夫之的政治倾向从他所阐明的民本思想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一王夫之的民本思想王夫之身遭世乱,历尽坎坷,而且常常以“通古今,参万变”自励。他在对古今的盛衰之理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着力捕捉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众的地位和生计的问题。“当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尝试与谋。”(《读通鉴论》卷八)王夫之在1644年甲申之变以后,经常受到清政     

《王夫之论诸葛亮》两文平议——与胡刚、唐泽映、夏剑钦同志商榷

<正> 读《船山学报》1986年第1期和第2期先后发表胡刚、唐泽映的《王夫之论诸葛亮》、及夏剑钦的《也谈王夫之论诸葛亮》,觉得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与诸葛亮的具体情况及王夫之所以论之者,稍有乖离,今特分别列出以与胡、夏等同志商榷。     

杜诗沈评小议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说:“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太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武侯庙柏》诗,即《古柏行》,这两句诗,意在以古柏之高大,来象征孔明人格之高大。但是,既然是“高大”,就不是“细长”,“高大”是古柏的特征,也是孔明人格的特征,     

封二、封三照片说明

<正> 本期刊载的六幅照片,除王夫之画象外,均为首次发表。封二②是王夫之1652年(壬辰)为其父母武夷公、谭孺人合墓立的碑。碑文为:“永历六年岁次壬辰孟冬月吉旦。明显考徵君武夷王公、显妣王母谭氏孺人合墓。不孝男介之、夫之,孙攽、敞、敔,曾孙生祁泣血立。”其中“永历”纪年与“明”显考、显妣等用语,是先生矢志忠于明王朝的又一历史见证。此碑是衡山县马迹公社社员1973年修水利时发现,现存     

走出纯学术的象牙之塔——《武侯春秋》读后

诸葛亮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对他的认识，见仁见智的事仍然不少，有的重要问题也亟待解答。朱大渭、梁满仓先生的《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出版）则以深邃的思想、严密的论证和清新的笔法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和解说，不愧为诸葛亮研究中难得少见的上乘佳作。《武侯春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学术贵在创新，《武侯春秋》的最大特色是创见迭出。“隆中对”历来为多数学人称许，也有个别人全盘否定。《武侯春秋》则不然，它从五个方面对“隆中对”作了深刻论述，给予充分肯定…     

王夫之历史政治思想略论

关于王夫之的历史政治思想,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虽然是仍代表中小地主阶级进步派的利益,但已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性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道统,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实质上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历史政治观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 认为王夫之的历史政治观是倒退的,主要根据王夫之曾说过：“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宋论》卷一）“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二）而来则…     

“正志”、“务义”、“造命”——王夫之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正> 在王夫之伦理思想中,把“正志”、“务义”、“造命”,看作是人生最高价值的表现,是为人处世的言行准则。他自己按这个准则立言,也按这个准则行事;以此要求别人,也以此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用这个准则加以评论。 1 “心之所期为者,志也”。这是王夫之对志的解释。志是人生所追求的有预定目标或理想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志向,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然而立什么志,则是人生的重要问题。王夫之认为要“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这里指的道,即他所说的“道之所在,义而已矣”     

王夫之论卦象、卦德与卦序

<正> (一)《易》之象,有就全《易》而言,有就一卦而言,有就一爻而言者。“《周易》者,顺太极之浑沦而拟其动静之条理者也。” (《周易外传》卷七)这是就全《易》而言。王夫之把《周易》当作是对整个宇宙的模拟,故取《太极图》以象“一浑天之全体”。至于卦象,王夫之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以“物之形象”取象;一种以“奇耦(阴阳)往来应违”取象。爻象,则就其在卦中所处之时与位取象。此处主要谈谈卦象问题。     

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遣马谡守街亭 ,从前因上说是理应而且只能如此 ,从后果上说是种失误 ,旨在颂孔明的严以律己引咎责躬 ,而非咎孔明的用非其人。仲达之抗击武侯 ,是以“谨慎”对“谨慎”,汉魏六朝的士大夫皆精通音乐 ,“武侯弹琴退仲达”,你弹我听 ,实乃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而“两智相遇 ,勇者胜”,所以“空城计”乃千古绝唱。由于“孔明挥泪斩马谡”一则写出了孔明之自责非伪 ,一则写出了马谡之坐法难宽 ,遂使孔明摆脱了以往来自史家的左右非议 ,将之塑造成为以“法”治国、以“仁”律己、外法而内儒的千古贤相。这三个故事合则为一 ,展示了诸葛亮的“谨慎”乃大智大勇大德的圆融 ,从而也就使之成为如同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者也”的典范     

胡紫山生平考略

读《中国历代文论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卷本)之“注释”、“说明”,深受教益。唯书中《曲律》之注释第73有云:“胡紫山,元初人,生平未详。”似觉未善。考元初之胡紫山,实即胡祗遹,兹述理由如次。明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所引“昔之宰执贵人”而“工于词”之胡紫山等七人,无锺嗣成所著《录鬼簿》均有著录。该书“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项下有“胡紫山宣慰”一则。     

王夫之的法哲学及其方法论略

王夫之的法哲学基础是“道”,称“道”法哲学。此“道”并非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而是指“物之所著”、“物之所由”,即普遍存在的物质实体及其规律。他“治天下以道”的命题揭示了法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存关系,以及法的“正义”和“公平”的原理;并依据其“理势合一”、“趋时而更新”的命题,探索了人类社会法律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王夫之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唯心主义法哲学思想,提出“必循天下之公”及“择人而授以法”等一系列法评价标准的新见解和法律实施的新观念。     

船山粹言(政治思想)

<正>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读通鉴论·叙论》)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同上者,卷十七)     

孔明故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的传播和影响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诗中,热烈颂扬“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故事尽管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真正广及兄弟民族地区,以及远播海外,还在于后来,特别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以后。历史人物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提出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即用“和抚”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他平定南中,目的在于征服,但是采取使之“心服”的办法,并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结果,“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滇载记》)他还“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夷甚重之”(《华阳国志》)。因此,诸葛亮去世后,兄弟民族群众“戎夷野祀”,对他表示深切怀念。     

为《大行实录》事致本刊编辑部

<正> 编辑同志: 本人是船山公第十一代裔孙,即贵刊载鹤仙茂才的孙子。今年二月,我问爸爸有没有船山公的书在家里,家父把仅存的《大行实录》拿给我。《大行实录》据《船山公年谱》载为“未见”,而贵刊1985年第2期《王夫之著作目录考》上载为《永历实录》,并注明:“同治《衡阳县志》在此书后注明:‘夫之自题为《大行录》’。”此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