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输出在电影艺术中的“融”与“变”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灿烂悠远,博大精深。但当今大体上还是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中国文化正面临着"被忽视、被冷漠"的危机,这使我国文化产业的进出口呈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中国的电影人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电影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电影产业输出思路。在这条路上,许多中国电影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融合与变化。本文将对近些年中国一些电影中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融合变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变化的发生原因、利弊存在等问题,并提出一些见解。     

穿越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

综观近二十年来国内哲学界、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术现状,在阐释西方理论与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之间, 我们还缺乏中介性的“批判”环节和对西方基本原理的“问题意识”,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只具有“传播性”,而不具有“生产性”。而理论所要求的“批判与创造的统一”,又是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变化”、“选择”、“新的认同”有着重要的区别。至于如何面对“特定问题”将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批判与对中国传统理论改造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关键在于解决延续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具体改造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并行不悖、汲取西方理论材料和剥离西方理论的文化特性并行不悖这两个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持一种“阐释-批判-创造”的一体化思路。     

五四精神与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变化

“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后期，闻一多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与“五四”有关，是以五四新文化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为前提的。闻一多从“五四”的镜子里看出了历史的法则，因而他一改早年推崇传统文化的态度，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发起勇猛冲击。这在他，既是回到“五四”、又是踏上时代的潮头。闻一多通过“五四”的精神之桥，走向了“人民的世纪”。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成为共产党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转型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中国文化开始“破”中有“立”的转型,一个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和方法的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现代文化得以生成。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文化失范现象,影响着自身文化竞争力的形成,需要在文化转型中加以重视。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缺失的历史:东北近代的诗歌创作

东北近代诗歌创作在取得了自身实绩的同时 ,相对于中国近代文学主潮存在着变革实践的历史性缺失意义上的滞后 ,呈现为多重阻隔因素作用下的一种“古典形态”。其主要原因为 :东北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落后 ;自身文学传统的薄弱 ;地域文化中重质轻文、因循沿袭基因特质的制约 ;“传统”在文化落后地区的纠结等。东北近代文学由旧向新变化的“移入”特征、突至性与非自觉性 ;缺少过程性内容对自身文学革新机制建构的不利。     

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

曹禺戏剧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 :“魔女”和“天使”。“魔女”形象表现了作者早期追求原始生命力、回归自我、反抗压抑的情欲 ;“天使”形象反映了作者后期回归传统、逃避自我、认同社会规范的心理。两极化女性形象影响了作家的审美情趣和作品的艺术风格 ,从“生命之美”转为“爱情之美” ,从热烈激荡转为平淡深沉。这是西方审美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在作者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冲突     

文化“精神还乡”的意蕴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 ,知识分子早年激进而晚年回归传统的“精神还乡”现象屡屡出现。一方面 ,还乡者在晚年所要皈依的只是传统的“理想性文化”,而对现代化的“实用性文化”却并不回绝 ,这就决定了另一方面 ,在理智上图存的坚定信念使还乡者接受了文化时代性 ,但在情感上 ,他们却更为认同文化的民族性 ,亦即作为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理想。实质上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在知识分子内心中的投影 ,文化“精神还乡”的实质亦不离于此     

建国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方向——基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

哲学诠释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整体上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哲学诠释学的解读,建国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经历了革命文化、改革文化与文化复兴三个阶段。我国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血缘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未来导向。这也是中国革命文化的动力。但革命文化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否定。改革文化的基础包括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文化复兴则以上述三者为基础,文化地位的上升、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诠释的根本框架、传统文化的回归、过去与未来的对话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论宋代“文化重置”——以宋徽宗与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文化重置”是有宋一朝的特定文化战略,通过向中国文化之早期核心回归,宋代文化的核心定位和品格相较于汉、唐发生了跨越式的基础之变。“重置”是非历史的、非革命的和渗透性的重大文化突破,即通过回溯蓄力,为前行开辟道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揭著名的唐宋之变——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然而宋代却是一个上下同求复古的朝代,其经典诉求是回向“三代”,这是逆向的。近世前进之潮流与复古回溯之退却,构成了方向相反的文化引流与回归,如何化解冲突并推动文化改良,是“文化重置”命题给出的课题。通过观察宋徽宗所主导的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三个例证,切近地了解在不可阻挡的近代化潮流下,宋代是如何通过复古这一看似倒退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重置”并再出发的。     

大运河历史文脉构成与理论范式研究

西方历史文脉理论深受“文脉主义”的影响,主要聚焦历史建筑与空间语境、文化线路以及遗产价值这三个层面。而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文脉则强调文、史、道三者的辩证生成,其与国脉、政统紧密相连。区别于现有文化遗产概念与研究视角,大运河历史文脉是由时空二重性、区域文化与华夏主体文化互动生成、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的统一以及实体与话语这四个部分构成。大运河历史文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回归传统又链接当下,以一种强烈的中国意识挑战西方遗产话语,力图实现遗产意义系统的再整合以及对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承续,从而形成文化遗产领域的新的理论范式研究。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与文学观念的调整

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国的文化环境及资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影响到文学观念,就促成了文学观念的调整。影响中国文学观念调整的主要文化资源有:近代民族意识的崛起、进化论思想的输入、民主主义精神的浸润和市场商业风气的熏染。在近代以来文学观念的调整中,传统文化资源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给外来的文化资源,中国的文学观念在理论模式上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从书斋到社会——略谈清末新知识界社会角色的变动

晚清社会的现代性，有诸多方面的表现，然而在我看来，新知识界社会角色的变动应该是最具“时代”特征的变化之一。它的主要走向是，从书斋到社会；而它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这一流脉，得到了充分的张扬，成为新知识界中压倒一切的一股文化思潮。这一变化的“中心”，就是新的时间观念的建构。这一时间观，否定了中国固有的把历史发展看做是自我循环的“历史循环论”，把历史看做是直线向前的一种时间概念。而这时间概念的确立，必然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个人／社会的对立，因此，推翻“传统”、“旧”的化身的清王朝，…     

论传统文化之“不证自明性”

“不证自明性”强调了个体以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接纳意义系统所设定的主张和价值,以此构建生活世界的真实。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一分析进路超越了现有研究对于传统文化具体“内容”的分析,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基本论断,转而讨论“传统文化提供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赋予社会成员以意义”这一更具理论信息量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和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前者与制度化的大传统相对应,通过内化的方式实现“不证自明性”,后者则与弥散化的小传统相对应,通过习惯化的方式呈现“不证自明性”。在现代社会,个体处于一种意义选择的阈限状态。传统文化意义在个体情景化信息缺失或信息过载时均有可能被调用,从而体现其“不证自明性”。     

台湾社会意识的主体特征及其对台湾前途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台湾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台湾前途。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决定了台湾社会意识必然呈现中国意识为主体意识的特征。中国意识是台湾回归的心理基础,是抵制“台独”的最深厚力量。     

“哲学启蒙说”通观

九十年代初以来，我国的学术与文化界盛行的主导潮流无疑是本土文化热，回归传统文化和对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的清算是这一热潮的两大特征。这与八十年代的继承“五·四”传统，批判传统文化，高扬西方理性精神恰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一情势下，重新审视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萧里父先生提出的“哲学启蒙说”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其所蕴含的文化哲学思想作一整体通观。一、从“宗教异化”到“伦理异化”：对中世纪封建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哲学总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创下一段辉煌的历史。然而由于秦始皇伐…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传统法律文化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以“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伦理性、“德主刑辅”与“礼法结合”、“重义轻利”、“息讼”与“人本主义”等法律文化特性。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阐述了其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格局

一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出现了某种变化,这主要是作家们对地域文化投以新的眼光。在五、六年以前出现的“文化热”中,学术界比较注意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上层文化(比如儒、道、禅等观念形态),而文学界则比较切实地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