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浅谈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我国的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过程,其内在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就是政治稳定,而这种有序性是需要人民对政治统治者的认同和拥护来予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政治稳定是以政治合法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目前,由于社会结构及体制的转轨和利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这些矛盾使得人民开始怀疑政治统治者的有效性,会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威胁政治稳定。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重视合法性危机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来巩固其合法性基础,维持政治稳定。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合法性及潜在合法性危机探析

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深入,但兵团体制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引起了学者们对兵团未来前途和发展的关注.兵团现实存在既有历史的依据,又有现实的基础.兵团的转变和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而正确认识兵团屯垦戍边的和平时期转变和兵团体制困境十分必要.兵团潜在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兵团屯垦戍边的法律地位问题,因此,明确兵团法律地位是当务之急.     

浅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合法性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公正的、持续的、协调的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的变迁,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不断变化,在新形势下,政治合法性建设应在原有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上,构建法理型的合法性。     

浅析公民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

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融入有效的公民参与,消解公民参与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是巩固政治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困境,从而提出扩大公民参与的路径：健全完善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及维护

在人类社会,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塑造,但是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持久地维持政治秩序.政治秩序要得以持久,还需要政治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到底什么是"合法性",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以及如何维护.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探析.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及其意义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民族主义一族一国的理论,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然而在多个民族存在的多民族国家中,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比邻相处;如何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纳入到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如何在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向心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有赖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前提,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儒学五四危机新探——累积合法性危机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浅析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理性化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也是运用当代法治理论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强调在现代社会政权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只能是人民的普遍承认。阐述了合法性的概念、类型及危机，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合法性在中国的适用等。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哈贝马斯与政治合法性

其他当代政治哲学家主要关心正义问题,与其不同,哈贝马斯最关心的问题中合法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政治合法性,一个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另一个方面是国国家的合法性,而两者的合法性都来自人民的同意     

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探析

公共政策价值指向是政策科学的元范畴,是理解与研究公共政策的阿基米德点。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其自身蕴藏着社会共同的善(common good)、正义(公正)和效率三重价值向度和价值指归。然而,日常的政策活动往往隐藏着一定的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作为政策价值危机的降解途径,善治、多中心公众参与和竞争性政策体制不失为降解乃至消解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