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

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马雪萍陕西师大历史系如何处理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认识论中的一大课题，也是至今仍困扰着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历史学家在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总要追本溯源，以从史学遗产中得到启示。史学发...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评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

<正>本文以几个基本问题为线索,对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状况作初步的分析,着重讨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历史认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视界,拓宽研究问题的思维空间。 一、历史认识的对象与任务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是在批判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其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实证主义风靡一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遵循史料第一的原则,让史实自身说话,不妄加猜测、不安作褒贬、不随意概括。正如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 面对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等人权力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试图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之间划清界线,以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蚀。他们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就是不同的:自然事实是外在的,没有内在精神;历史事实则不仅有“外表”,还有“内心”。因此,自然科学是从外部去认识对象,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内部去体验、理解对象。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上)——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下)——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讨论过去,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中性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最后,历史学家还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     

历史研究的两个层面与历史存在的四种形态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在“重构论”、“建构论”及“解构论”这三种史学理论下,对“过去”的研究都是从对“事实”的构拟开始的.“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事实”又有两种表现形式:物(事物)与事(事件),二者也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考古学强调“物”的研究,而中国传统历史学则侧重于对“事”的探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历史研究是一个将史料转换成“事实”乃至过去某个面相或者某个片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往往是在历史学家的精神观念中进行的,由此加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解释的成分,形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形态——“观念中的历史”.观念中的历史与过去真实客观地发生过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历史一样,都是历史存在的形态之一.它使得历史解释完成了由“客观”的“史料”向带有“主观”解释色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转化.     

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问题的提起和比较史学的研究内容 近来史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比较史学已成为当代国际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国内也深受其影响。对于此种看法,笔者颇有不同见解。通常所说的“比较史学”,主要指对客观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很少顾及历史学研究的比较研究。但事实上历史的比较研究应该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一是对人们主观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两者加起来,才是对历史的较为完整的比较研究。忽视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现时通常流行的说法,忽视了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比较探讨,因而也模糊了人们对历史比较研究的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

本文以柯文的三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为主 ,试图从历史本体论、“理论框架”、历史学家的作用及“局外性”等几方面简要探讨柯文的史学思想。柯文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三部著作便分别代表了其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柯文最初较多地接受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但到后来其著作中更多的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不可认知的 ,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作为撰述的历史根本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柯文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终极目标 ,他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总括一切的历史框架 ,认为理论框架是一种“必需的坏事”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柯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动作用 ,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种种局限却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 ,只能提供“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柯文对于历史学家“局外性”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强调其负面作用走向肯定其优点。     

论中国史学的起源

一、问题的提出梁启超曾经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发达。”①的确，中国史学，尤其是古代史学极其发达，那层出不穷的历史学家，灿若星河的史学著作，种类繁多的史书体裁，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都是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可企及的。那么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究竟起源于何时，遂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解决，无论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抑或对把握中国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都多有神益。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史学课题。说名古老，是因为早在汉…     

历史学即人学论

人谓“文学即人学”,其实“史学亦人学”。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学,人既创造历史也创造历史学,历史学毫无疑问是人学。这里的“人学”,首先涉及历史学家之“学”,即他的主体修养问题;其次则蕴含史家面对历史时须以人为本。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章太炎的史学观点和方法

章太炎自幼受中国传统史学的薰陶和训练。在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后,史学是他随身使用的武器,他的文章多以史实作根据。戊戌变法前后他自己编定的论文集《訄书》(原刻本),一九○○年至一九○二年修订后,从自然和人类的起源发展、先秦诸子的学术到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反清革命胜利后的制度问题等的论述,无一不与史学有关,而且提出了编著史书的原则和编著《中国通史》一百卷的计划。在他所提倡的国粹主义中,史学一直是基本内容之一。他在思想上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一九○六年所说的“国粹”即广义的史书,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的记载。一九二四年则认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他在逝世前一年,更明确宣称,“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可见史学在他提倡的“国粹”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章太炎为何如此重视史学?他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对中国史的基本观点如何?他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态度怎样?他的史学有什么特点?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助于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     

史学应面向现实和人生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几千年连续不断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使中国人常引以为骄傲,历史学家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国家的重视。然而,时过境迁,史学在当代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的无奈和失落感,社会各界都表现出对史学的冷淡,史学同仁也多次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当然不否认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非直接性,但反躬自省,史学界本身也有责任。要想摆脱危机,走向现实,还要靠史学同仁的努力。这一点,在我认真读了瞿林东先生《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书后,更加坚信不移。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审视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基础上所促成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特点是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辩证地看待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我们建构一种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历史学家确信:历史是连续的、片面的过程;坚持自己科学性权利的学术研究会把来源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叙述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到了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然而,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他们的论点都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论。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了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与之同时则是政治史研究地位的下降。在通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

本文的主旨是阐述史学究竟何以应该并怎样才能实现把历史变成大众的精神财富。文章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没有传人的事实出发,着重反省了我国史学现状中的问题,剖析了史学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种种挫折的深层原因。除去客观上的左倾之祸和教条主义泛滥之外,历史学家自身也有两方面值得正视的问题：割断了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以较大篇幅提出了克服缺陷的方法和途径,认为最关紧要的是史学家要重视理论思维,摒弃“精英”史学;重视研究我们民族的主体农民的历史,开发族谱宝藏并从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村志中吸取养料     

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为例的探讨

20世纪40至60年代,有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港台留学美国,学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返回祖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定居工作,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学家.二战后他们逐渐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开始影响大陆,其中又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三位影响最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历史理论给大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理念、新视野;他们运用的心态史学、口述史学等方法,促进了大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他们亦历史亦演义、生动活泼的写作手法,推动了大陆通俗史学的发展.美籍华人史学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给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