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现代性追寻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在具体的行政实践过程中,行政主体可能会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异化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为规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责任伦理的价值体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旨归在于德性伦理及制度伦理的会通,以实现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规范性与内在价值性的统一.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解读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大体可以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负效应。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从行政伦理学的维度剖析基层执法类公务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价值负载,寻找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是铺就政府与公众和谐之路的新视角。     

社会公平视野下的行政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伦理困境的解构分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各国行政法中最具共性的部分,是实现政府职能所必需的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其他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出现自由裁量的伦理困境,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极具重要价值。     

简析我国城市管理执法的行政伦理困境--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视角

当代中国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屡见不鲜。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作为政府基层公务人员的代表,在很大的程度上承受着社会对政府行政体制的批判和不满。借助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相关理论,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思考,来发现其行政伦理的困境所在,并从内外控制的双重角度找寻破解困境的有效路径。     

行政强制的伦理维度--自由裁量、合目的性与选择适当

行政强制尽管必须严格依法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丧失."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存在,是强调行政强制伦理考量的依据.从伦理维度考量行政强制,一是必须注意它的合目的性,即基于正义目的并服务于正义目的;二是注意它的强度和举措的适当性,其实质是体现权利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要求.     

论责任伦理的价值——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理路的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追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及其限度日益凸显.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对伦理价值的关注,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盏指路明灯.在制度之外辅以一种建基于内在道德信念的自我约束机制--责任伦理,契合了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责任伦理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价值生成与公正运用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可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位、错位与复位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外在法治与内在伦理精神的指引下,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行政主体一种积极限制和积极自由的统一。这种定位因行政理性的限度,"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致使权力寻租现象出现和相机抉择的时滞作用等原因而出现错位。而通过强化信息素养、厘清权力边界进而压缩寻租空间,建设责任、效能政府等方面入手,为自由裁量权的复位提供合法性前提。     

论行政人责任伦理的构建

责任伦理是责任行政的核心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伦理规范的模糊性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使行政人责任伦理建设显得日益重要。必须通过行政人格的提升、良好环境的生成以及机制的健全等使行政人摆脱责任伦理困境,从而构筑一个行事以公益、正义为中心,内省以责任,外达于服务,和谐为实践基础的行政责任伦理。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问题探究

地震、旱灾、洪灾、雪灾、瘟疫、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一系列公共危机时刻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给政府危机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危机管理是一项非常规化的情景性管理,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的随机决策和执行能力,同时对行政伦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试从行政伦理的角度阐述政府危机管理,在略述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困境后,详细地阐明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具体伦理要求,借此有助于公共危机管理的人性化解决.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灵活性很强的行政权力,由于目前我国制度上的缺失,现实中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和逾越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与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如何规范并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对于加强行政法治建设,提升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都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德国行政裁量制度探析

行政裁量制度是德国行政法学重点研究的理论之一,也是德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单一概念,逐渐产生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的分类。并且随着德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权控制研究的深入,衍生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独立体系及相应的约束机制。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行政法学界以宪法为依托,不断限缩行政裁量的概念和外延,从理论和司法实务两个层面论证了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形成了德国现在的从宪法、行政机关自身到司法机关的多层次的行政裁量法律控制体系。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林业行政处罚中的实践与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内部规则,能够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引入林业行政处罚,有助于统一林业行政处罚的裁量尺度,提高林业行政执法水平。近年来制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地方实践,为我国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制定主体过多、设定标准随意等原因,导致各地裁量基准在涵盖范围、类型划分、违法事实格次、处罚幅度标准、基本原则表述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明确区分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和具体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标准,然后由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地方裁量基准,以完善我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程序控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适度行使对法治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现代国家权力中的扩张使其在运行中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必须加以控制。行政程序为行政行为设置一种安全的运行模式,使得行政过程公开,公正,合理;并且通过相对人程序性参与,保持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限制行政行为的恣意、专断。为了发挥行政程序的有效作用,通过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现状的分析,研究得出行政程序立法必须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程序正义”的立法理念,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农业行政执法中应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存在和正确行使是农业行政执法中不可或缺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非正确行使会对农业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要在遵循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 ,以有助于加强农业依法行政 ,最终实现依法治农的战略目标。     

论行政许可标准

行政许可标准与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裁量权有关。行政许可标准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制定并公布的判断行政许可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的行政许可条件,进而决定能否获得相应行政许可的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拘束机制,许可标准能够规范许可裁量权的行使,避免同案异判;能够提高许可实施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增强许可实施的可接受性;能够明确行政许可司法审查的焦点,并为及时有效地解决许可争议提供一定的衡量标准。从行政裁量自我拘束机制成文法化的发展方向看,需要明确和完善我国行政许可标准的程序制度,包括制定行政许可标准的必要性、主体,以及许可标准的形式、具体程度等。     

浅析行政垄断规制中公众参与的引入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在市场经济管理中不当运用行政权力来排除、限制、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极端情况。在行政垄断规制活动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规范行政权力的运用,打破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规制,进而有效打击和约束行政垄断。     

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引入诚信原则的价值分析

非强制行政行为,作为一类崭新且灵活有效的行政行为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施政之中心。如何规制非强制行政行为,使其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越来越成为政府运作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文章试从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定义、特征入手,阐明在行政法中援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基础,论述了此原则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具有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规范行政行为模式的重要价值,并指出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践意义。     

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研究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与原有的"滥用职权"共同构成了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现行审查标准体系下,"滥用职权"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的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混用、"明显不当"的具体判断标准难以法定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对行政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制度的重构,应当在明确行政裁量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客观化、法定化,并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