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族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之现代法学启示

古代蒙古族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颁布了许多法规法令，从猎捕野生动物的品种、时间、地点等方面对野生动物予以保护，使野生动物资源能永续为人所用。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对当今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发展仍有的借鉴价值。平等地保护每一种野生动物、扩大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野生动物休养生息的栖息地、加强宣传教育摈弃饮食陋习、开发野生动物替代产品、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等措施，既是古代蒙古族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启示，也是当今野生动物保护的有效措施。     

普氏原羚保护区建立与社区不同收入牧民群体的关系分析

从牧民的角度讨论普氏原羚保护的相关问题。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迭代聚类法，按牧民收入将牧民群体分成三组后，选取影响普氏原羚保护的指标对样本牧民进行聚类，将各收入组的牧民进行细化对比分析，并且根据每户牧民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和作者对当地的了解，分析不同类别的牧民与普氏原羚及其保护的关系，并且针对性地提出一些保护措施。     

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探析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

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的内容很丰富,从远古时的习惯法到蒙古汗国以后的成文法,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这一内容。主要包括倒场轮牧、禁止草原荒火和破坏草场、禁止污染水资源和保护森林资源、季节性围猎和保护野生动物等。古代蒙古族牧民通过制定上述法律法规,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为人类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绍兴市的野生动物及保护思路

绍兴市地形、植被多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但人们对维护生态平衡缺乏认识，盲目毁林，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工农业三废处理不慎，动物生境遭到污染；又存在乱捕滥猎现象，野生动物资源破坏严重。我市虽对野生动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可是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还是迅速下降。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提出健全保护机构，加强管理，深入宣传，制订规划，建立保护区等思路，以维护我市生态平衡，保护好野生动物，促进其发展和合理利用。     

政府嵌入、社区整合与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 基于“制度—生活”分析

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成效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公共资源如何传递 到牧区村庄,又如何转化成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制度Ｇ生活”分析框架,从“制度”与 “生活”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西藏阿里 G 县牧民的集体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发 现: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牧民社会“互动共治”的结果.地方政府强力嵌 入牧民社会,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提供政策项目等方式,在尊重牧区生计模式的基础上,推动 牧民社会在集体制度框架内发生有序变迁.村集体承接政府公共资源,主要采取情感联结、 利益联结等柔性整合手段,将牧民集体化发展从“制度”形态引导到规范的“实体”形态,有效 实现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上述集体化发展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使牧民的 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牧民看到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可能,利益一致性唤起了对于集体 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此促成牧民集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存在不少问题 ,包括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明确 ,野生动物保护等级制存在弊端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严重 ,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凸现出法律漏洞 ,消费野生动物行为没有法律规范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操作性不强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漏洞很大 ,承担保护野生动物主要职责的森林公安队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等。针对以上问题 ,必须明确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 ,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立法保护“动物福利”,立法禁止消费野生动物 ,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 ,加强对野生动物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 ,明确森林公安机关的独立执法地位。     

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研究

本文以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为研究对象,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为案例地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当地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进行研究,并对影响牧民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估计.通过研究得出,当地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有着较强烈的参与意愿.家庭总收入水平、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拥有草场面积等多种因素都影响着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当地政府应加大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宣传推广、加强对牧民的教育培训、综合考虑牧民在生计能力方面的差异、丰富草原生态补奖的形式,从而提升牧民的参与意愿.     

主体地位与栖息地:野生动物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野生动物法律地位和栖息地保护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两大本源性问题,但是民法总则尚未涉及上述问题,这折射出我国在野生动物主体资格认定方面的障碍,也反映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深层问题,亟待赋予野生动物民事主体资格,并完善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推进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研究进程。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拯救野生动物的十种方法

我周游世界宣传野生动物的保护。一路上，我已经碰到了成千上万富于爱心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野生动物保护的热心者，他们想知道保护野生动物需要什么措施。以下就是10条建议：     

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现状及防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下，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年攀升，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由走私野生动物的输出国转化为输入国。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等共同犯罪逐渐成为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形式。为有效遏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要改善林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等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整合森林公安、海关、反洗钱等执法资源，提高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效率，同时还需要加强森林公安与国外相关执法机构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协作，以有效遏制与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我国野生动物贸易统计现状与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逐步完善，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野生动物贸易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日渐突出。虽然我国野生动物贸易由来已久，但却一直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完整的指标体系，也没有独立的职能机构开展详细的野生动物贸易统计工作，严重影响了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该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野生动物贸易统计工作中有关统计机构、统计方法和统计指标方面的现状，指出了野生动物贸易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实现野生动物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论野生动物资源的物权法调整

偏重于公法调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难以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但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是否应引入私法调整之机制,法学界素有争议。借鉴德国、俄罗斯二国皆运用民法强化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做法,本文从公益与私益关系之协调、经济运行规律、权利自治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必要性,从野生动物资源的特定性与直接支配性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可行性,建议未来民法典总则关于野生动物应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以增强相关权利人的生态保护义务。     

西藏牧区草场产权与贫困问题的探讨

西藏牧区草场产权制度缺陷较易引发贫困。畜牧业大户对小户草场产权利益的侵占、政府与社会目标的冲突、家庭人口增加与草场继承问题、维护草场产权费用过高等都有可能造成部分牧民陷入长期贫困。解决草场产权及其相关问题,才有可能实现西藏农牧民的富裕。     

北京城市生态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北京的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城市林业工作 ,城市野生动物保护是城市林业的重要内容。城市化发展给城市野生动物带来了新的变化 ,绿色奥运、环境保护、城市居民生活要求搞好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建设。北京城市的绿化、河湖治理有了“绿和美”的效果 ,具备了野生动物栖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和建设能达到“活”的目的。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可采用招引、释放等办法来实现。     

农业规模经营下耕地“非粮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参与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牧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牧民社会保障感知得到提升,并对参与草场生态保护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是联接部落间牧民生产合作的重要纽带,并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态保护方式决策上,相对于延长圈养,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选择减少牲畜、流转草场的影响显著,具有较高的选择概率。延长圈养是“农牧生产结合”的创新产物,短期内虽增加了养殖成本,但从长期看农业生产的玉米及其秸秆成为牲畜优质的饲料来源,既能获得生产补贴弥补收入损失,又能发展畜牧养殖缓解草场生态压力。针对这些发现,提出完善牧民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规范政策实施流程的监管、树立政府公信力,既利于提高牧民草场生态保护,又利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     

普氏原羚保护中牧民行为及参与保护意愿分析

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的处理是当前大部分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分析保护普氏原羚对牧民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应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牧民拆除围栏的因素,并进一步对牧民参与保护的意愿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对保护当局提供一些参考.     

陆生野生动物交易中的行政管制完善路径

行政管制作为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以保护人民安全健康、保护环境和防止事故为目的,对存在公共风险的行为进行制约.我国野生动物立法虽确立了动物规范利用原则,但当前政府实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加大了野生动物利用难度,"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焦点.交易作为利用的前置环节,在交易环节采取的合理行政管制措施将有效地规范野生动物利用与公共卫生安全.通过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现状,发现我国的行政管制存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狭窄且封闭、部分行政管制措施不合理、行政管制措施缺乏卫生与安全意识等问题,结合国内外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实践提出扩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丰富管制方式、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交易风险与卫生管制措施等完善路径,以期完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     

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对疫情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立法缺少对公众健康和卫生安全的表述,导致执法不严、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频发的环境与健康事件,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健康法体系,明确执法标准和执法责任,将公众参与机制与社会监督相融合,并通过强化法治手段来保护我国野生动物和公共卫生安全,平衡野生动物保护和规范利用的关系,从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