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关系的进展与现实困境

伊朗和印度都曾是殖民地国家,现同为发展中国家,各自是当代中东和南亚地区大国。由于历史文化相亲和地理相近,发展友好关系一直是两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以来,伊朗和印度关系的发展摆脱两极格局的桎梏,在“提量”和“增质”上取得显著成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取得程度各异的发展或突破。2007年以来,伊印双边关系发展受阻,呈现出政治和安全合作停滞、经济和军事关系受挫的基本态势。冷战后的伊印关系与冷战时期相似,依然表现出很强的外源性和较弱的抗干扰性。受美国因素、印度中东政策等因素的干扰与制约,伊印关系在未来较长时段仍将继续陷于困境而难有实质性突破。     

从宗教视角透视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悖论

冷战后,美国调整了中东政策,但通过扶持和偏袒以色列来制衡阿拉伯世界的基本原则和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意图没有变。结果它既没有造就一个安全而稳定的以色列,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中东地区,其政策目标与实现手段存在着悖论。本文从宗教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原因,包括美国是一个宗教社会,犹太教一基督新教是美国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准则的基础,决定着美国外交的大方向;犹太教的“教族合一”奠定了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基础,而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同一性造就了绝大多数美国国民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在美国的院外集团联手左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等。     

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改变了土耳其以往单维度、不平衡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多维度、多样化的方向逐渐发展,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其外交政策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尽管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主要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外交基轴,但并未一味地为迎合美国而在国际事务中处处跟随其后,而是着力扩大国家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独立声音。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现出延续性和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发生根本性扭转,外交政策的东移不过是亲西方政策的补充,旨在更好地完善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从宗教视角透视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悖论

冷战后，美国调整了中东政策，但通过扶持和偏袒以色列来制衡阿拉伯世界的基本原则和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意图没有变。结果它既没有造就一个安全而稳定的以色列，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中东地区，其政策目标与实现手段存在着悖论。本文从宗教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原因，包括美国是一个宗教社会，犹太教一基督新教是美国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准则的基础，决定着美国外交的大方向；犹太教的“教族合一”奠定了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基础，而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同一性造就了绝大多数美国国民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在美国的院外集团联手左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等。     

解析美国"大中东倡议"

2004年2月,美国布什政府提出旨在中东国家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大中东倡议"(下称倡议),又被外界称为"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认为是"冷战后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所谓大中东,是指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以色列、阿富汗、巴基斯坦,但主要针对的是阿拉伯国家,将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纳入该计划,是为了显示美国"改造中东"并非仅仅针对阿拉伯"反美"国家.美准备在6月召开的8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正式提交该计划,寻求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     

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大国地位塑造

长期以来,经济外交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一度走向沉寂。普京执政以后,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恢复,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逐渐清晰,形成了以能源和金融合作为主导的政策体系。乌克兰危机后,为缓解国际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双重压力,俄罗斯利用其在中东地区的历史遗产和战略资源,充分发挥经济外交的优势,从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全力塑造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东国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年来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也做了调整,即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以能源合作为手段塑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中东地区日渐成为俄罗斯对抗西方经济制裁、影响国际能源市场、提升大国地位和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要地。     

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动因、影响与挑战

2021年10月18日以来,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开始尝试构建所谓的中东“四方机制”。该机制具有国家类型多样化、采用小多边模式、无明确敌对目标、非军事合作为主等鲜明特征。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美国日益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等因素,构成了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基础性条件。印度作为中东域外大国,加强与阿联酋、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冲未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损失等多重因素,推动其加入该机制。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给印度本国、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政经格局均带来一定影响。今后,该机制能否进一步发展以及印度能否借助该机制达成其预期目标仍面临效力存疑、目标趋异、安全风险、理念落后、自主关切、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之调整

埃及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已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多方面调整:对中东和周边的以色列、伊朗、尼罗河流域国家等,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以转向和改变为主,且调整幅度较大;对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大国,采取了延续基础上的调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友好国家,则继续维持与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过渡政府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内群众的诉求、重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形象以及革命后埃及“本土化”意识的兴起.埃及在外交方面的调整涉及美国、伊朗、以色列、海湾国家、非洲各国等,无疑对地区安全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中东外交

二战后埃及外交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50~70年代初的纳赛尔时期,70~80年代初的萨达特时期及80年代以来的穆巴拉克时期.由于埃及在中东举足轻重,它的中东外交成为这3大时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纳赛尔时期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马首”,特别是在阿以问题上,埃及几乎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外交代言人.埃及领导和组织的对以战争几乎成为这一时期     

论美国中东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二者对美国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政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回顾了这两种外交理念的传统渊源,进而分析了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美国不同时期的中东政策的立足点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