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城市社会来临——从胡适的文艺复兴观论起

当代"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正在兴起,"中国元素"世界性象征义的发生,既表现为当代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也表现为"社会底层智慧"的发展.本文居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从分析胡适文化复兴观为起点,论证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发生的社会机制和现代社会关系,并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价值与功能.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研究,以寻求有效引导其良性发展,由此推动中国社会的进化,并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到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城市文化资本"力量.     

从“青花瓷现象”看国人的文化回归与文化认同

"青花瓷"是中国陶瓷的一个典型代表系列,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挚爱,它对全球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近现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频频引发"文明冲突",在此背景下,文化危机、文化回归与文化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青花瓷现象"背后的驱动因素正是"文化危机"问题日趋严峻下的国人大反思、大讨论。国人开始"回头看",寻求自身文化的立足点——民族文化,寻找文化自我。     

欧洲文艺复兴的引介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

欧洲文艺复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文艺复兴思想与民族主义同步传播,促使民族复兴观念萌生;民初,文艺复兴的先导作用,示范"五四一代"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三四十年代,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欧洲文艺复兴对民族复兴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促进民族复兴概念定型、促使民族复兴思想聚焦文化复兴、催发白话文运动及推动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等。近代先哲提出了"清学文艺复兴"说、"五四文艺复兴"说、"宋学文艺复兴"说等观点,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走向的期许与愿景。民族复兴是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是传承与创新、守护与开放的统一。     

“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观”的三个思想特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主要表现为"师夷长技"、"文化激进"、"文化保守"、"中体西用"和"综合创新"五种观点,流显出三方面思想特征,即:主动交流、互通有无的"主动性"特征;或民族文化保守、或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的"偏向性"特征;囿于文化路径的选择、文化汇通方法的构设而非中国"文化精神"转生的"直观性"特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以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开拓为职志,为构设中国式"文化模式"提供了思想铺垫。     

全球化视阈下的文化博弈、认同危机与文化创新

全球化场域中,西方"霸权文化"通过重构一种被崇拜、被认同、被摹仿的"文化标本"以垄断全球文化解读,在灌输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同时获取巨大商业利益。而后发展国家文化结构中主流文化的权威不断被削弱,民族文化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冲击下日益丧失自身个性,民族认同面临着断裂的重重危机。因此,应当把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到民族兴衰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努力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积极推动传统民族文化的创新,赋予新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强化、巩固民族认同,大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以独特的"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华语商业“大片”与“文化软实力”问题

商业"大片"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想象的重要侧面,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中国商业"大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市场的"外向化"到"内向化",从民族国家建构的疏离到积极认同的过程,这其实也是一个内在的"文化中国"意识逐渐张扬的过程。中国商业电影的"文化软实力"逐步得到重视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也面临危机和挑战。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论纲

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及民族发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化自身不断批判、继承和改造,不断适应世界变局发展、经济社会演变及科学技术变革的同步过程。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凸显,文化现代化必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的阐释也必然离不开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文化自觉为认识前提,以文化自信为立根之本,以文化创新为发展动力,以文化自强为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外延形态也包含了理论与意识形态现代化、文化产业现代化、文化公共服务与文化治理现代化、文化传播与交流现代化及文化技术现代化等多个层面。从文化向文明延伸来看,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所秉承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观,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一种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可持续性的世界文明互鉴与共融的新形态新道路。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