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驻藏大臣奎焕评述

驻藏大臣奎焕是升泰的接任者,奎焕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中国内忧外患相继而至,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导致驻藏大臣权利架空,使奎焕的职权未能彻底行使,致使驻藏大臣办事能力低下,直至奎焕离任时都未能解决派人重新勘界和撤换瞻对藏族官员的两件大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始终未放弃向西藏地方派遣驻藏大臣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20世纪40年代前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涉外藏务调查研究

1940年代前期,为了查明敌伪涉藏情形、英国侵藏活动与噶厦在"外交局"等事件中的政治态度,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进行了多方调查。这些调查加深了国民政府对西藏局势的认识,促使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并适时调整治藏政策,从而维护了中央对藏主权和治权,并使中央与西藏地方一度紧张的关系有了较大改善。     

清代驻藏大臣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经验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创新制度之一。驻藏大臣赴藏，在地方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区联动与密切的民族良性互动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治理中国西藏地区、稳定西部边疆、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清驻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禅赴印度事件中的应对

1904年7月英国人荣赫鹏进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出走,其留有的西藏政治真空给了英国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笼络九世班禅喇嘛,最终1905年11月九世班禅离境赴印。造成九世班禅出关离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身为驻藏大臣的有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泰在班禅赴印、在印、返藏的整个事件上的处理应变迟钝、手段空幻、姿态懦弱,令人深省。     

“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有志之士为边疆安危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巨大贡献。历任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刘朴忱便是其中一员。其涉藏活动贯穿在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一生专注于藏事的心路历程,对认识民国时期仁人志士们为挽救边疆危机积极探索的奋斗史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将有所裨益。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驻藏大臣松筠的治藏功绩及其治边思想

松筠一生久任边官,政绩卓著。目前,学者多因其在新疆任职时间最长、政绩最为显著而对此研究较多,而对于松筠在西藏的任职情况则研究较少,可见的多为一些简单介绍。研究松筠在藏期间的功绩,可全面了解他的治边思想。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藏地纪录片发展史略

藏地纪录片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透视藏地纪录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的嬗变.同时也可从中寻觅华语纪录片本土纪实主义传统的延续性.藏地影像民族志在呈现藏族社会生活事象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往昔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供拷贝和再度分析的影像文化典籍.     

中国处理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政策措施及其影响(1961—1963)

中国和印度在1954年4月签订的《1954年协定》中规定,两国在对方国家设立三个商务代理处,该协定1962年6月期满。从1961年开始,中印两国围绕着如何处理即将期满的《1954年协定》,特别是印度驻亚东、江孜和噶大克的商代处,展开了激烈的交涉和斗争。由于西藏平叛后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印度对西藏地区的全面禁运,中国判定印度这些商代处的作用不仅在于控制西藏地区的经济和边贸,而且还是印度的情报据点。西藏工委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措施迫使印度完全撤销其驻藏商代处。印度商代处的撤销,标志着中印关系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通过迫使印度撤销其商代处,达到了清除印度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中央政府加快推进西藏地区的经济转型,以改变其依赖进口和边境贸易的模式,从而使西藏逐步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西藏工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两广总督府驻肇庆史事三题

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府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其常驻地初在广西梧州,后移驻广东肇庆,终迁驻广州.总督府实际常驻肇庆的时间约为1 53年,迂驻肇庆的原因主要涉及嘉靖以后两广军事形势的变化、肇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历史及政治基础以及吴桂芳个人情感等因素.肇庆总督府衙的建置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盛而衰的过程.     

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

正确评价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功过是非与历史作用,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松筠(1754—1835,清代蒙古正蓝旗人)论,他从1794年至1798年间,经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任驻藏大臣,代表清廷掌管治藏大权,并承清廷草除积弊的谕旨,筹划和主持了一次冲击西藏社会关系中旧秩序、旧传统,给下层群众以一定实际利益的改革。本文拟对松筠的这次改革内容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索。     

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之比较

近代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虽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但是具体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考察1904年英国侵藏以来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可知,两国在用人机制和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两方人员的行政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部分英国重要涉藏人员有过在藏或西藏邻近地区工作的经验,而且一半人员来自参与侵藏的职业军人或涉藏业务基层人员。他们年富力强,大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且深通藏务,因久居要职而行政效率高。与之相较,光绪朝以来的驻藏大臣和民国涉藏官员则普遍年龄偏大、行事保守,综合素质差强人意。且因赴藏多为权宜选择,所以他们普遍对西藏事务热情不高、办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这些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西藏问题复杂化的原因。     

藏尼边界纠纷与咸丰朝的廓尔喀之役

有清一代,一统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先后发动过三次侵藏战争,藏、尼边界纠纷贯穿于三次战争期间,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咸丰年间藏尼战争的再次爆发既是前两次战争的延续,也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尼双方在西藏边境力量的消长。在驻藏大臣的调停下,廓尔喀虽然最终放弃了对聂拉木、济咙等西藏边地的领土要求,但通过获得在藏的贸易与政治特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跨喜马拉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由于尼泊尔已成逐步沦为英国的附庸,维系下来的中尼封贡关系并没能巩固藏地的安全,反而使是宗藩体系下模糊的藏尼传统边界受到尼泊尔的不断挑战与侵犯。     

元朝治藏政策得失考

忽必烈继大汗位 ,如何对西藏治理 ,是蒙古人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因其俗而柔其人”不失为上策。在寻找支撑元代的意识形态过程中 ,不加选择地吸收了吐蕃文化中的全部内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并对西僧恶行的无视和过度娇纵 ,是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主要之一。蒙古人有效统治吐蕃得益其治藏政策 ,蒙古人过早推出中原 ,是治藏政策中对西僧过度依赖的结果     

阿来诗歌中的藏地书写——以《梭磨河》为例

阿来的诗歌创作,至今尚未引起学界和读者的重视。但诗歌却是阿来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后来创作的重要开端。本文主要以他的诗集《梭磨河》为蓝本,探讨阿来诗歌创作的母题。阿来在诗歌中书写了藏地生活和文化,抒发了他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和热爱,继而藏地书写成为阿来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母题。       

英属印度驻藏机构及其官员论述（1904—1947）

190 4年开始 ,英印出于对藏事务的需要 ,先后建立了八个驻藏机构。这些机构官员是英印侵藏的具体负责者和实施者。他们在任职期间 ,对西藏的政治、经济等方面 ,不断施加英国的影响和压力 ,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