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家自杀看日本人的生死观

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折射,是一个民族心理世界的展现。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心理与心灵是一个民族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日本文学史上,作家自杀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历程有关,更与他们的作家职业、细腻敏感的性格有关。日本作家的自杀行为,反映了他们以死逃避现实、获得解脱和新生的期待,更与日本民族对死亡的理解、对自杀宽容乃至向往的态度有关。它是日本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更是日本人生死观念的一种反映,体现了日本民族对自我、人生、社会、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一种理解和认识。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意识与能动性

文学作品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写照和缩影,因此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文化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他所从事的翻译实践活动并非进行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要在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间进行转换。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有坚实的双语能力,要有敏感的文化意识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根据不同的文化取向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从而成功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与意义。     

文化视角下日本作家的“原爆”认知

"原爆文学"是核武器带给人类深远影响的艺术投影。其构建者是以战后日本作家为主的创作群体,60余年来已成为日本文学中一个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分支。在世界现代文学历史上,同样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存在。本文以日本原爆文学的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为基本脉络,从文学作品的演进规律和具体样态入手,解读一个现代民族的核认识的思想轨迹,进而发掘原爆文学与当代核意识的结构性关系,揭示文化视角下的日本原爆文学的进步与局限。     

文学翻译中的美学再现

文学作品的个体性决定了其翻译文本必须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美与形式美。但是由于文化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之间的审美差异,这种“忠实”的翻译标准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学作品的翻译所涉及之问题,其中包括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审美分析及其翻译,语言表达的审美分析及其翻译等。进一步说明文学翻译是不同于非文学翻译的,它更多的是注重实现原文的审美功能,因而所适用的翻译方法及标准亦需译者再三斟酌,以求更好的再现原文——即对原文进行审美上的艺术再创造。     

翻译对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意义——艾·辛格的意第绪语翻译的研究

本文在对犹太裔美国作家艾·辛格的文学作品研究后发现,其所有作品都是由意第绪语翻译至英语,继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与中国文学的对比下得出结论,翻译对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大力发展翻译事业。     

《日本文学》丛书问世

由东北师大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丛书第一辑,即将同广大读者见面.该书面向全国发行,大三十二开本,每辑二十五万字,每年出版二至四辑.《日本文学》是我国第一套翻译、介绍、研究日本文学的丛书.它以促进中日两国日益发展的文化交流为基本目的,将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文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动向;翻译与推荐日本文学中有代表性、有影响力、艺术完美、社会性强的文学作品;还将对日本文学各流派及其代表作家、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日本文学》既是研究、译介日本文学的园地,又是群众欣     

从文学翻译的交际功能看文学作品中文化因素的传递

文学作品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造成一定的翻译困难,却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为实现文学作品翻译的交际功能,令译入语读者同样能够理解文学原著的文化内涵和原文的形美意美,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文化关联、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去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交际功能的基础上创作出文化翻译意义上的成功译本。     

鲁迅对日本文学的选择与翻译

鲁迅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对日语有较多的誉美,并认为是汉语白话可借鉴的模范。鲁迅先后翻译了19种71个日语文学和评论作品,同样,他也有心地利用日译的世界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鲁迅的翻译选择表现了鲜明的文化目标和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这些日本文学和文艺评论的翻译,一般的,鲁迅是逐句的翻译(直译),也有较少的改写,虽然其中不免艰涩的译文。总体上,鲁迅的词语、句式和语法是风格化的、个性化的,且混杂了少量的方言。     

由自杀现象看日本文学中死亡意象心理 ——以三岛由纪夫及其作品为例

死亡意向及其心理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文学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日本民族对死亡有着毫无恐惧甚至追求和向往的态度,可以说,死亡精神是他们个人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文学所体现的重要内容.日本人的这种死亡尤其是自杀精神和心理,可以通过日本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来透析.本文以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及其作品为例,探析日本文学中死亡意象的心理.     

论日本经济发展与其人文素质的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但其经济发展却排在了世界前列,显示出与其天然环境并不相称的发展形势。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能取得如此经济成就,与广大的日本人民的智慧是分不开的,即与日本的人文素质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决定了这个民族人民的文化素养以及世界观,国民由内而外的素质体现到经济建设上,即是该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长期的建设过程。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经济腾飞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本国的人文素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首先提出关于人文素质的理解,接着与大家分享目前学术界对人文素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最后论述日本的经济发展与人文素质的关系。     

从文化影响看译者对唐诗意象的英译——以庞德、韦利和许渊冲的译作为例

唐诗是世界文学大花园中绚丽夺目的奇葩,所以唐诗英译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国内外翻译界的追求。而译诗即译意象,所以唐诗意象的英译直接影响原诗内涵的传达。通过学习与分析国内外翻译名家庞德、韦利、和许渊冲的译作来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思维差异在对文化意象转译中的表现,进而总结译者的翻译风格,能为今后的唐诗意象英译工作提供帮助,也能更好的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学与文化。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文学名著在我国被反复重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透露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展示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众所周知,译者并非处在一种理想化情形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翻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说,翻译界一般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通过对比研究分别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可以揭示译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归化＂还是＂异化＂;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葛浩文文学翻译主体审美关系论

葛浩文与作者、译文读者共同构成其文学翻译活动的审美主体,各主体之间相互关联,形成彼此互动的审美关系,使得葛浩文的文学翻译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探索葛浩文文学翻译审美主体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对葛浩文翻译作品审美再现效果的影响,从美学接受角度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借鉴与参考。     

日本现代文论历史扫描

从文学流派思潮论、日本文学论、大众文学论、现代中国文学论四个方面对1945—2000年之间的日本文学批评进行概述,旨在厘请日本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了解日本现代文化之精华,为正确解读日本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     

论丰子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丰子恺虽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丰子恺一生翻译了30多部艺术理论和文学方面的著作,涉及日、英、俄等语种,为中国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对外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概述丰子恺翻译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其既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译文自然流畅,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翻译观,充分彰显作为漫画家、散文家以外的丰子恺在外国艺术理论和文学译介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5年-1972年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前的这段时间中的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前后的日本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论著为线索,试图整理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于新中国研究的基本脉络.     

中西文化差异与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研究

中西文化差异是影响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分析西方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渗透以及英美文学作品翻译中西方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有利于归化异化相结合的多元化的文化翻译策略在英汉翻译作品中的应用.     

跨文化视阈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在经过"文化转向"之后,当今的翻译绝不仅仅指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而更多地指的是通过语言等媒介将一种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翻译是文学作品翻译的核心问题,并且是翻译成败的关键。因此,翻译研究应当更多地考察翻译在不同文化之间所发挥的协调作用。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对话”

儿童文学的翻译首先是针对儿童的,译者面临着既保持儿童童趣又要把它传递给另一文化的儿童读者的挑战。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文化因素,译者应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来鉴赏和体会原作,与原作"文化对话",充分认识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寻求最佳翻译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向目标语儿童传递源语文化。     

1949～1966中国对外文学关系特征

建国后“17年”中外文学关系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互相对峙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特殊的国际关系赋予中外文学交往以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使之成为一种非文学性的社会政治行为。择译文学的标准高度政治化,致使“17年”主要翻译了那些言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以及那些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新中国社会主义话语系统内的作品。外国文学解读受政治思维制约,悬置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所热衷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主题。非文学意义上的对外文学关系,导致“17年”文学创作很少受除苏联文学之外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