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人对《琵琶记》的评改

有明一代,《琵琶记》一直盛行不衰,当时有许多种本子在社会上同时流传。①保存至今的十多种明代版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版本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与已故钱南扬先生的主张有关。他将清初陆贻典的钞校本迳称为“元本”,并据以作《元本琵琶记校注》。为了推尊这一钞本,他对《琵琶记》的多种明代版本基本上完全否定。他认为明代人不谙曲学而又轻率粗疏,对南戏剧本的体格调式妄加改窜,使之“面目全非”;又认为明代人思想保守落后,改本往往削弱了原作的积     

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从时本看明清时期《琵琶记》的舞台风貌

明清时期,《琵琶记》一直是各地舞台盛演不衰的剧目之一。虽然缺乏形象化的文献,但后世仍然可以通过《审音鉴古录》等戏曲文本管窥该剧当时的舞台风貌。另外,虽然现存明清时期的各种俗本、昆本、徽本、弋阳腔本等舞台演出本以及《乐府玉树英》、《缀白裘》等戏曲选本的科介提示不如《审音鉴古录》丰富和直观,但根据上述版本之曲、白的内涵、外延以及这些曲、白所规定的情景限制,这些版本《琵琶记》的直观舞台形态应该和《审音鉴古录》相差无几。     

论《琵琶记》

《琵琶记》没有列入《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之内,不少人为它叫屈。王骥德《曲律》(1610)已经说不清这个说法的由来,但是一个来源久远而被公认的说法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南词叙录》称《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蔡二郎》为“戏文之首”,但《琵琶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琵琶记》不愧为“驿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光”的艳冠群芳的长篇戏剧巨制,它可以和《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论相提。《琵琶记》散入各个地方剧和各种唱腔中,变化万千,各有特点,但无不以高著《琵琶记》为其兰本。几百年来,这个剧本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广大人民都追随着张太公对蔡伯喈的气恼痛骂而气恼痛骂,更追随着他对赵五娘的同情体贴而同情体贴。 《琵琶记》并非高明独创,早在南宋初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正唱蔡中郎”。可见这个故事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期就在民间流传,惜无记载,细节无从推敲。南戏     

说说高明的《琵琶记》

元末明初,瑞安高明著《琵琶记》,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赞许,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该剧自问世之后就风行海内,甚至达到了几半天下的盛况,明人胡应麟记载说每奏一剧,穷夕彻旦。此剧经过改编,长期流传在各地舞台,至今活跃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成为温州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为什么?本文试作解读。     

《琵琶记》中的比较标记

《琵琶记》中似类平比标记有似好似一似相似。似也可用于否定句式或反诘句式,表示差比。如类平比标记有如犹如。如也可用于否定句式或反诘句式,表示差比。《琵琶记》中还有是厮象同一般等平比标记。同或与和构成框式平比句式,或用于否定句式表示差比。一般总是与似一似是或和构成框式平比句式。《琵琶记》中胜类差比标记有胜胜似,赛类差比标记有赛赛过,另外还有差比标记强如比于等。差比标记比可用于否定句式或反诘句式,在语义上仍是表示差比。《琵琶记》中的比较标记与《张协状元》中的比较标记既有同又有异。     

从明人文集看明代年谱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人文集与明代年谱的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年谱编撰的成就。文集附刻本年谱在明代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明人年谱重要的版刻特点,也表明宋元以后人物年谱功能的变化。而明人文集中存录的丰富的年谱资料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年谱信息,更具体说明了中国年谱学在明代形成的情况。     

《琵琶记》颜色词研究

以《琵琶记》戏剧唱词为封闭语料,从中抽取含颜色词例句209例,其中语义颜色词152例,语用颜色词57例。语义颜色词规约义可以受到转喻、隐喻的认知机制和文化机制影响而引申出新的意义;语用颜色词极大地丰富了颜色词的数量,并且语用颜色词有着语义颜色词所不具有的修辞效果。这两类颜色词词义引申的轨迹是不同的。     

《琵琶记》风格与内蕴

《琵琶记》是中国戏剧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千百年来,其优美的曲辞,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及强烈的道德色彩赢得了批评家的称誉和民众的喜爱。作为早期的传奇作品之一(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最早的作品),《琵琶记》成了后世剧作家的楷模,极大地影响了传奇风格的发展。近些年来,在中国,     

《琵琶记》悲剧绪说

本文认为《琵琶记》表现了一幕因追求现实功名而导致尽孝愿望破灭的社会悲剧。这种构想与元末现实紧密相关。只是入明以后,世道大变,人们遂忽略这一含义,强调和扩展了礼教内涵,并将注意力放到忠孝矛盾与负心与否的问题上,通过不断的和渐进的改动,使这种理解得到巩固。本文则是对原作的悲剧涵义和表现方式的初步探讨。     

豫剧《琵琶记》对赵五娘形象的提升与重塑——以高明南戏《琵琶记》为参照

新编豫剧《琵琶记》凭借其全新的视角、丰富的时代内涵、典雅精致的舞美造型和演员沉稳精湛的舞台呈现赢得了戏剧界的热烈追捧。剧作对赵五娘性格的提升与重塑,使其迥异于原作及其他改编版本中逆来顺受的软弱个性,拥有了现代人格中自强独立的鲜明特点,弘扬了自尊自强、平等自由的人权意识和互敬互爱、自律自重、自觉担当的当代婚姻观念。     

《琵琶记》作者高明生年考略

“词曲之祖”《琵琶记》作者高明之生卒年,向来为研究者所纷纭不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的资料对高明的生年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高明生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高明生年,现存如下七说:一、公元1301年左右,钱南扬《琵琶记作者高明传》;二、约公元1305年,戴不凡《高则诚事略》,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三、约公元1306年,王季思,师飙《高明评传》;四、公元1307年左右,钱南扬     

论明人改编本《白兔记》对刘知远和李三娘的重塑

明代戏曲《白兔记》在“前文本”的基础上对主要人物形象进行改写,女主角李三娘由“前文本”中大胆泼辣、吃苦耐劳的“农家女”逐步被改写成孝顺父母、善良贤惠、吃苦耐劳、忠贞不二、重视家庭、宽宏大量,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贤妻;而男主角刘知远亦由“前文本”中神灵附体“发迹变泰”的负心汉逐步被改写为文武兼备、重情重义的好丈夫.剧作家通过人物的改写迎合大众对“士夫贤妻”的审美期待和重视女性“贞德”的文化心理,还试图弥补刘知远的道德缺陷,但主角形象亦即丧失了“野性”的光芒.     

论《琵琶记》的悲剧命运观

《琵琶记》在悲剧命运观的揭示上无疑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它通过展示作为个体的人在与社会环境的各种冲突中,深刻地表达出那种“不可动摇的合理性与合情性”是如何既矛盾又统一的,以及这种统一又是如何使封建文人形成双重悲剧性格的;体现了剧作家对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观最直接的审视与怀疑。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

笔者一九五四年看到山西太原县(现划归太原市南郊区)人刘大鹏写的不少诗文稿,其中有些是记载当地和附近几县义和团活动的,对研究义和团运动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曾加以抄录。这些未刊诗文稿的作者刘大鹏(1857—1943),字友凤,是个举人。在太原县和太谷县等地为人家塾塾师,清末山西谘议局成立,是太原县推举出的谘议员。一生没做过官,主要靠教书度日,授徒之余写了不少诗文。诗稿无甚可看;文稿中有《潜园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