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中前行的中德关系

本文回顾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在冷战的背景下,历经波折,终致建交。但建交后,中德关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刻的冷战烙印。随着冷战结束,两德统一,中德关系在曲折中迅速发展深化。科尔政府时期实现了中德关系正常化,施罗德将两国关系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默克尔时期中德关系日趋成熟。中国的发展需要德国,德国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德关系的互补性决定了双边关系可望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浅析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与变迁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一战爆发,中德反目;战后德国主动调整对华关系,中德关系峰回路转;二战爆发,德国为其法西斯国家利益选择亲近日本﹑疏远中国直至断交,中德两国由合作走向决裂.     

二战期间中德关系破裂原因探析

德国在调停中日战争失败后必须加以抉择时,认为中国的利用价值下降,而日本的政治军事同盟作用上升,从而择日而弃华;同时中国也在美国的援助下坚定地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对德宣战。     

辛亥革命对中德关系的影响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其间中德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辛亥革命大大冲击了德国的侵华权益,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德关系走向稳定与互利,而辛亥革命的基本精神又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德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德关系研究,呈现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憧憬、模仿与内化:洋务期间中德的军事交流,不仅有助于德国在华良好形象的构建,而且为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自清末新政起,中国教育近代化深入到制度层面,其学制演变中德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科玄之争为代表的文化论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对西学的继承,更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德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     

默克尔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德关系展望

自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以来,德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做了重大调整,由原先施罗德时期的"亲华"走向全面"排华""反华",大搞"价值观外交",对中国不断施压,中德关系由此急转直下。默克尔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主要涉及其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个人利益三方面因素,其对华新政策其实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属于外交上的逆流现象。今后中德关系何去何从?最有可能的走势将是合作与矛盾并存,既非敌人,亦非朋友,是"利益攸关方"。     

默克尔“价值外交”拷问中德关系

“昨天，我们共同庆祝了中德两国之间的一件大事——建交35周年。目前，中德关系正呈现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中国社科院演讲时对中德关系的表态。话尤在耳，但默克尔一系列大搞“价值观外交”的行为显然已危害到中德关系，受到德国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也遇到中国政府的当头棒喝。     

试析抗战初期(1937年7月—1939年9月)的中德关系

希特勒的战略原料采购及其全球策略之需要是德方对华友好与合作的根本原因。德国为了扩军备战之需要,同中国交往甚密,而为了其全球战略,德国又牺牲了对华关系．希特勒从实利主义出发,对华采取投机主义．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日本的盟国。1936年11月,两国政府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反苏反共和称霸世界作为他们的共同目标。不少人据此认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当时的德国从一开始就站在日本一边,纵容支待日本侵略中国,是中国的敌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实,在抗战爆发前,中德两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使在抗战初期,两国也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交往。事实说明,中德两国关系的恶化,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并非一开始两国就处于对立或交战状态。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的实质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民族的支持．做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战争迫近之际，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其目的是利用中国束缚住日本的手脚。避免其东西两线作战，以保证苏联的自身安全．为此，在抗战爆发后，苏联在物质上、道义上乃至人力上大力支援中国抗战。苏联从利己的需要出发，为了让中国束缚住日本，便紧紧地抓住蒋介石．一方面为迎合他消灭共产党的野心，不断地贬低限制中共的活动，甚至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换取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另一面，大量地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这反映了苏联援华的实质是民族利己主义．另外．苏联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中国的援助是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主权为代价的。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所规定的诸多条款，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总之，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国标主义完全让位于民族利已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春秋依附关系探析

依附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依附关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时期。春秋时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在私徒属对于主人的依附。私徒属是随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群体,他们依附于其贵族主人,要为主人效忠。同时他们又是主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私徒属是贵族的私有领民,不受国君直接控制,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属于士集团。私徒属对主人的依附主要是政治依附,和秦汉以后发展起来的人身依附、经济依附相比,有着显著特色。     

先秦依附关系的演变

先秦时期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在春秋战国时又有着较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依附者——"私徒属"与"宾客"对其所依附的各级贵族的人身依附的减弱。具体来讲:私徒属讲求忠于主人,至死不贰,宾客则以势取舍,择木而栖;私徒属仕于主人,奉职尽责以取得俸禄,宾客则无有职掌,有事差遣,无事闲处,仰衣食于主人;私徒属视主人为衣食之本,尽忠于主人即是其人生目标,宾客则视主人为进身之阶,出将入相,显身扬名于国方是最高理想。这种依附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早期国家的集权化倾向以及君主专制权的加强。     

高丽时期“为人女”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地位

高丽时期“为人女”女性在择偶问题上享有与同一时代、同一阶层男性大致同等的地位;在家庭关系中,户籍记录方式和律法上以及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她们受性别因素的影响较少,受年龄因素的影响较多。在受教育方面,她们没能享有与其同辈兄弟相等的权利,女性不管身份贵贱,均没能接受学校教育,只接受有限的家庭教育。     

明智的选择 觉悟的表示——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配合作用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因素中,虽然有大小主次之分,但都程度不同地起了作用。其间,事变的主要对象蒋介石也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这种配合是蒋介石明智的选择,“觉悟的表示”（毛泽东语）。     

后冷战时期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究其原因,美国国会在其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近年来,美国国会干预对华政策的倾向增强,影响明显上升。本文认为,一方面美国国会会竭力扩大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转型期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探秘

权力场境下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有尊卑的等级制与无尊卑的等级制。由于社会的文化变迁,虽然尊卑的文化再生产机制已经丧失,但是由于社会记忆、路径依赖等因素,本应该是无尊卑的等级制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却蜕变为一种虚伪的等级制。     

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转型的思考

进入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中日关系处于关键的历史的过渡期和转型期，进入了一个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时代。影响中日关系曲折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政府谋求政治大国的强烈愿望与“联美抑华”的战略选择；日本对“东亚地位”动摇的担心而误读中国，进而放大“中国强大”的消极后果；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进而加剧中日两国间认同对立等等，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双方必须具备与时俱进、寻求双赢的气度，努力寻找和扩大两国利益的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