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是以“求强”为核心的救亡图存运动 ,但洋务派和维新派提出的“求强”有着不同的内涵 ,主要表现在深层目的性、途径方法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严复对近代中国“富强之本”的探索和启示

上个世纪的晚清中国,如火屋漏舟。同是为着救国救亡,求富求强,严复却与 那些企图仅靠学习西方“声光化电”等富强之术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不同,与急于 将西方富强之政移植到中国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也不同。他认为,要救国救亡,求 富求强,“端的在民”。这就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淘练力智德全面发展的真国 民。力、智、德三者具备的真国民才是一国富强之本。     

刘铭传“重商”评议

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刘铭传,在首任台湾巡抚的六年(1885—1891年)时间里,他的“重商”思想言论、措施行动,对于推行清政府及其洋务派的“求富”政策,发展台湾地方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评议刘铭传“重商”,可以从区域的角度,认识洋务派人物及其主持下的洋务活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刘铭传“重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和魂洋才”作为处理日西文化关系的总原则,二者极其相似,但其效果却大不一样。本文拟就两者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其中的奥秘。     

近三十年来“中体西用”研究

近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夕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思想的提出问题;肯定其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思想的主要消极认识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今,学术界逐渐转换视野,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开创比较角度的探讨;否定该思想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不变论,提出变流论;以中国近现代化关系为视点;基于文化、教育视野等方面的新趋向。当然,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不足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政策,贯穿于运动的始终。这一文化政策直接影响着运动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在运动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因而人们又把它看作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中心思想”。这恰好证明了洋务派文化政策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因此,要对中体西用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应该首先认识其作为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在民族资本发展中的作用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是洋务运动从“自强”转而“求富”后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形式。历年来,不少同志在论述“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历史作用时,把它与民族资本的发展对立起来,说它是早期的官僚资本,起了严重阻碍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作用。本文现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论清政府铁路决策的出台

铁路决策既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又是求强、求富宗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商战”策略在政府决策之中的反映。从1874到1887年,清政府历经近14年才做出铁路的决策,到1906年,清政府基本上对各省修筑铁路请求都予以批准,使铁路利国利民的共识得以充分体现。围绕着铁路的修建问题的讨论,朝野上下还引出了海防和边防运兵、富国利民、与列强争利权等现实的主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在求强求富道路上艰难曲折的历程。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对“中体西用”的几点看法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这个口号,史学界长期以来予以否定。七十年代末以后虽有所改变,肯定了这个口号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口号,它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其主流却是好的,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对这个口号,应该基本肯定。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