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的书院官学化与社会教化

元朝廷对社会教化很重视,采取各种措施兴建、保护教育机构,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教育系统.元代书院官学化主要从扩大受教育士子范围、增强官方意识形态对士子的影响、为书院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吸纳保全名师硕儒等方面有助于发挥书院作为教化核心之一的作用.当然,元代书院官学化对书院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无碍书院官学化趋势的继续加强.     

宋元之际江南李贺诗风的流衍

对于李贺诗风的推崇和仿效,是宋元之际江南诗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对宋元之际李贺诗风在江南地区的流衍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流衍的方式、特点以及流衍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被清人的接受

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是一个重要词人群,清人对这一词人群的接受可从统治者、词人诗人、词评家对这一词人群的接受等方面看.清统治者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诗词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持接受态度,甚至对曾经抗击过元蒙贵族统治者的词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持接受态度.清词人诗人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诗词的接受较注重其气节、风骨.清词评家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词作的评论,也注重其气节、风骨,同时有的注重词的艺术性.清词人、诗人、词评家注重这一词人群的气节、风骨,与他们自身的民族情结有关.     

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

宗祠作为宗族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表征和物化的文化精华,其历史演变具有从特殊到普遍的特点。宗祠文化在传统社会承担着个体启蒙、道德教化、失范惩罚、文化传承等社会教化功能,这些功能在宗祠的各种活动中充分体现,如祭祀、倡学、惩治、融入日常生活、拟堂号堂联等。宗族对社会的治理也是以宗祠为中心展开的,其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培养集体意识和强化民族认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及实现文化的传承与选择等方面。宗祠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深刻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底蕴,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和富矿,亟待保护、开发、提炼和传承。     

浅析王安石社会教化思想对当代社会教育的启示

王安石社会教化思想与他的变法事业紧密相连,围绕着如何向受教育者灌输社会道德规范,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这一问题,在政治观、教育观、人才观、伦理观和法治观等方面展开了论述.我们当前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认真总结和分析王安石社会教化理论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乡村社会教化的式微与再造

百年中国乡村社会教化历经晚清的族长外控、民国的乡绅内化、新中国成立30年的村官外钳、改革开放30年的村民自律之后,目前呈现主体无明显承载性、内容多元分离性、功能相对削弱乃至丧失性等特征,为使乡村社会教化与乡村学校教学、家庭教养同质同构,当务之急应明确教化主体、提供教化场所、组织教化活动。     

中国书院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视野

目前对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院史研究、书院制度研究及书院文化研究等方面。《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试图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中,从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书院进行研究。内容涉及书院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社会动力、书院与学术及社会政治的关系、书院的祭祀文化、书院与地域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在研究视野上有其独特之处。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

19世纪 60年代 ,江南经过连年的残酷战争 ,人口锐减 ,土地荒芜 ,流民遍地 ,盗匪成群 ,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 ,上海租界的畸形繁荣所导致的风俗“浇漓” ,也从根本上侵蚀瓦解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太平天国失败之后 ,江南士绅为维护自身的权利 ,与地方政府一起在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努力重建江南社会秩序。然而 ,历史证明 :在近代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大势所趋时 ,这种以复古为旨趣的秩序重建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短期效果 ,但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宋元时期生券军与熟券军考

生券军、熟券军都是活跃于宋末及元代的军事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南宋,是以会子支付军饷、从外地抽调兵士镇戍边境的军事组织,属于镇戍部队,后者则定居于当地;前者多承担战斗任务而后者主要负责屯田。元代,生券军有征伐、镇戍、屯田和侍卫职能,熟券军的职能同生券军接近;二者都属于新附军,政府对其秉持着非兵即农、不为兵则屯田的管理原则。     

宋元明清时期的汉字规范

印刷术引发了书写方式和文字载体的革命,宋体字和此后的仿宋字一起成为印刷业的规范用字,有力地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统一。《康熙字典》正式提出“字典”概念,具有语言文字的示范性质。清代后期,社会用字讹误现象渐趋严重。有鉴于此,清代科举考试要求适应用字的规范,清代晚期产生了一批“字学”。     

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

唐宋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学界有"唐宋变革说".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学者特别强调宋代的突出成果,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不完全准确.通过史料的分析和比较可以证明,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循序发展进步的;唐代和宋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也是基本一致的,二者没有大的区别和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和进步了,而唐宋科学技术发展的差别并不是"划时代"的变化,而是同质的延续.     

宋元之际诗学理论的不同探索——周弼、范唏文、方回诗学个案分析

周弼《三体唐诗》、范唏文《对床夜语》、方回《瀛奎律髓》是宋末元初三部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三者都是就近体诗或着重就近体诗而言的；三部书都以“情景论”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但在诗学旨趣、理论核心、宗法对象、排击对象上又有差异。周弼和范唏文在反江西诗派的取径上，以及范唏文和方回在都宗杜诗的前提下，对杜诗的取法上，差别尤为明显。     

宋元的荔枝种植与气候变迁

荔枝种植在元宋时期经久不衰,区域较唐代有所扩大。宋代经历了中国气候史上一次重要变迁,荔枝种植因此受到影响：西南地区的种植区域有所南移,东南地区的种植区域则整体移向东南沿海与珠三角地区,北方的荔枝种植最终消失。元代的荔枝种植地区范围较宋代有所缩小。从种植区域的变化可了解气候变迁对荔枝种植的影响。     

宋元时期江南的水竹居与生态文明

宋元时期是传统江南景观的重要形成期,江南的水环境与竹林景观搭配在一起形成了文人居住环境的水竹居传统.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环境十分丰富,对文人宅园产生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城中水竹园极力模仿江南自然山水,南宋时期以湖州最著,与其“山水清远”的环境特质密切相关.乡居文人在小环境中凿池种竹,与圩田生境相协调,在营造环境之美的同时兼收一定的经济利益.     

宋元以来市井间官名滥称风习探赜

文章认为滥用官名以敬称他人 ,这是宋元以来市井闾巷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风习。这种风习根源于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 ,滋生于唐末、五代以来官爵泛滥的政治现实 ,并随着宋代以降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勃兴以及市民鬻技得官或捐钱买官情况的出现而蔚然成风。官名滥称 ,形象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追求发迹变泰的梦想及其平视达官贵人的魄力和勇气     

宋元时期《摸鱼儿·晚春》经典化研究

宋、元时期是《摸鱼儿·晚春》接受历程的初始期,也是此阙经典化的关键一步。宋、元文人,尤其是易代文人在模仿《摸鱼儿·晚春》名句和继承原有思想主题的同时,也对其加以改造和深化,并且在不同时期表现着各自独特的价值。词论对《摸鱼儿·晚春》的批评阐释更是后世研究的基础。《摸鱼儿·晚春》这种经典化的意义所体现出的价值则是将香草美人之比兴寄托手法广用于词作中,真正改变了词为小道的面貌,使宋词异彩纷呈,离骚传统得以继承发扬。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