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反垄断规制

城市公共交通是政府规制的特殊行业,其运营中的非法垄断对行业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有一定的危害.由于现行规制政策排斥竞争政策的运用,不仅缺乏针对性的反垄断立法,规制目标和规制手段也普遍缺乏反垄断的考量.因此,亟待结合国情和行业特点,制定包括反垄断内容在内的行业规制法,并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和完善反垄断司法救济等举措,用反垄断规制实现对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干预体系的重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隐私的反垄断保护:理论证成、适用困境及破解之道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与数据隐私保护交叉重叠，二者并非简单的互补性关系。然而，是否要将数据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规制框架之中，是否将其作为竞争考虑因素，目前在学理和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尚存争议。同时，对数据隐私保护相关的竞争问题，各国立法也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数据隐私属于消费者福利，是反垄断法的价值追求。同时，数据隐私保护作为衡量数字产品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大数据时代市场质量竞争的重要方面。此外，数据隐私保护法的“知情—同意”原则及事后救济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垄断行为中的用户数据隐私侵害难以全面保护。而在监管及立法上，反垄断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数据隐私保护法对用户隐私保护的局限。因此，数据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规制实属必要，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其在适用上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反垄断法过度干预可能遏制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甚至降低用户体验；数据隐私因其主观性和隐蔽性而难以具体量化；传统的价格中心主义及假定的垄断者测试法在平台经济中无法适用；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隐私保护上专业性不足。对此，应保持反垄断法的谦抑性，避免过度干预；建立数据隐私损害分析工具，引入数据隐私保护“价格”分析机制；更新传统的理论工具，建立多边市场界定机制；创新监管模式，采用协作监管、激励监管和事前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的法哲学辩护

以权利限制的内在理论和外在理论为主线,可以较好的对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反垄断规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解读,并以此概括、提炼、建构相关反垄断制度大厦之法哲学基础.文章认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所体现出的知识产权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有限之自然权利观念,以及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性,为反垄断法在禁止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领域的适用提供了契机,也为具体之反垄断法律规制环节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依据.     

《反垄断法》中的鼓励创新目标与反垄断分析范式革新

新修订《反垄断法》加入了“鼓励创新”作为立法目标之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强调创新价值恰逢其时。围绕创新展开的竞争为市场带来活力,提升动态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中应当全面落实对于鼓励创新目标的考量,为此需对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革新,从“以价格为中心”转向“以创新为中心”,在竞争损害理论中引入创新损害分析,将创新带来的动态效率纳入豁免或抗辩理由考量,并将其运用到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中。全面落实鼓励创新目标有助于新修订《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更好实施,并最终达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创新竞争之间的良好平衡。     

大数据时代垄断协议规制的法律困境及其类型化解决思路

大数据时代垄断协议呈现出智能化和隐蔽化的特征,前者是指算法成为垄断协议的参与者并有主导其达成和实施的趋势,后者意味着在大数据技术使市场透明度增加的情况下,垄断协议的形式将以默示合谋为主。这两大特点带来了反垄断规制在主体要件认定、主观要件认定和基本价值衡量等三个方面的法律困境,而依靠传统的概念思维无法有效化解上述困境,因此引入类型化规制思路成为一种可行路径。通过类型化规制思路的适用,协议主体要件应从算法或者其他计算机技术落实为其背后的设计者、改进者或使用者,同时对主观要件的证明也应从单一的沟通证据转变为以行为证据、经济证据为主,最后在基本价值衡量方面,该解决思路要求实现从经济效率维护到注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变革。     

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规制：守正与变革

目前全球在互联网领域刮起一场反垄断风暴。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客观上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差异,就要求我国必须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二选一限制、大数据杀熟、屏蔽链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确实在不同程度上给市场竞争、社会创新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当前的反垄断规制却难以有效应对挑战,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就成因来讲,有些系法律分工形成的固有局限,有些则是单部法律内在的设计不足等导致。据此,我国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规制需要重点在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上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进行精准施策,重点抑制处于市场领导者地位的经营者通过经营者集中的方式进行继续扩张,但要继续审慎使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其进行打击。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混合合并的反垄断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大型平台企业对具有竞争潜力的新兴平台公司或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的混合合并行为“反竞争效应”凸显，亟需反垄断法加以规制。潜在竞争与双边市场理论可为反垄断法规制存在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的平台企业混合合并行为提供理论指引。现行平台企业混合合并控制制度在规制“扼杀式”混合并购以及平台“生态垄断”型混合并购时面临着适应性及有效性不足等现实困境。我国可在遵循“营业额”标准的基础上纳入“交易额”因素，以改善原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制度应对平台企业混合合并反垄断监管乏力状态；平台混合合并的反垄断审查参考标准应尽量多元化，数据控制力以及未来创新目标实现难易程度等标准应作为新的重点参考标准；可对符合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标准的超级平台企业混合合并适用竞争损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从而降低反垄断监管成本并减轻监管过度带来的负面效应。     

探析我国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规制--兼评《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的反垄断规则

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入世",使得外资并购出现了空前的热烈局面,如何避免外资并购的消极影响已成为法学界的热点话题.<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出台可谓应运而生.本文针对我国外资并构的反垄断规制构建,从监管中反垄断的价值取向、反垄断审查标准和范围、反垄断的制度和机构几个方面加以探讨,并对<暂行规定>中反垄断规制进行了初步评价.     

国有企业垄断问题的立法回应

我国反垄断法要不要规制国有企业的问题,多数人持肯定态度,少数人持否定态度.对此,应当在综合考察国有企业的功能和性质以及反垄断法宗旨的基础上科学设计国有企业反垄断制度.国有企业不应免于反垄断,但一般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制度设计又无力规制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反垄断问题应专门立法.     

我国网约车业态发展中的新问题与规制创新

网约车是共享经济时代出租车市场的新业态,其在给人们出行带来便捷和多样化选择的同时,也受到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各国政府对网约车的发展都进行了一定规制.我国是第一个承认网约车合法性的国家,但相关政策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网约车市场明显萎缩,一些细则难以有效实施,网约车规制需要进一步创新.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各有优势,网约车规制不能着眼于数量限制,而应促使二者将自身优势最大化以满足市场需求;国家要明确方向,地方则应根据实际补充完善,地方政府在网约车规制创新中应发挥积极作用;要通过政企联动实现对网约车的大数据"互联网+"监管,也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完善行业监管和自我监管.     

论银行机构的“太大不能倒”与反垄断执法的变革

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法案针对金融危机提出了应对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的解决方案.尽管有人认为"太大不能倒"并不是反垄断问题,但在银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银行机构的"太大不能倒".面对"太大不能倒"各国反垄断执法的变化对于我国金融机构的反垄断执法也起到一定借鉴作用.针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对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应是结构规制与行为规制相结合.     

中国式反垄断的逻辑——比较制度分析视角

文章比较了中美反垄断制度框架,发现二者在规制领域、立法目标、立法语言、执法机构设置、法律实施模式、重点执法领域、执法规制原则、规制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基于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文章论证了这些差异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体现了反垄断制度的体系性特征和不同的反垄断逻辑。中国式反垄断在规制领域上兼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美国式反垄断以反经济垄断为主,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市场化阶段差异和法律体系差异则是导致中国和美国形成不同反垄断逻辑的主要外生因素。     

外资并购与反垄断法律规制

本文从外资并购我国境内企业的特点出发,探讨了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存在的缺陷,提出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现行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规制进行整合,完善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的法律规制.     

市场力量及其治理 --一个交易费用的框架

由于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市场中的市场力量具有必然性,但市场也存在自发的治理市场力量的机制。所谓的“反垄断”,是通过某些手段规制市场力量,以保护和增进消费者与社会的福利。某些时候,人为的规制市场力量,不见得比市场的自发状况更好,所以这时的反垄断是没有必要的。恰当的治理市场力量,在于分析与市场力量相关的一系列交易,以选择一种或一组方法,使得与交易相关的社会收益减社会成本最大。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法律规制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法律规制,被各国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中国在反垄断的立法进程中也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法律规制作为重中之重。研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法律规制,要明确市场支配地位的内涵、认定标准,这是法律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国外一些较为完善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值得借鉴;我国现有的法律包括刚刚颁布的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存在问题需要完善。     

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

在当今世界,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是近现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从目前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市场垄断的形式越来越高级,以后将主要是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国际市场垄断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表面合法化、无形性等特点,它的危害性更大、更深远.因此滥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市场垄断危害巨大,反垄断法在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对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市场垄断的行为进行规制.本文从知识产权滥用和反垄断法的关系谈起,比较了有关国家以及国际上的反垄断立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接着论述了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的现状,最后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     

反垄断与垄断行业规制的契约比较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学说剖析和比较了一般反垄断与垄断行业规制.两者都属于规制契约,但在基础交易上存在交易费用的强度和结构差异,相应地在核心交易、规制内容、规制工具等方面也都存在结构和侧重点的差异.为设计最优规制契约和有效实施规制活动,有必要首先把握这些异同.     

市场、技术、规制与家族企业的演化--一个对家族文化决定论的质疑

目前大多学者倾向于从传统家族文化视角解释民营企业固守于家族式治理的原因.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英、美、日三国企业演化历史,分别阐述在相近或相异的家族文化背景下,市场、技术和政府规制在家族制企业向两权分离的现代公众公司转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文化因素和市场、技术、规制一样,只是制约这个过程的众多因素之一,不能断定它就是主导因素.因此,就当前中国家族企业而言,无法轻易断言浓厚的传统家族文化就是影响其制度变迁的主因.     

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因享有某种市场力量而具有的优势地位,这种地位使其可以无视竞争、妨碍竞争或排除竞争。我国现有的规制滥用行为法律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反垄断立法结构下的规制滥用行为立法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