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

理学思潮对辞赋创作的影响大致可分为观念的渗透和思维方式的浸渍两个方面。观念的渗透方面,张载的《鞠歌行》、吕大临的《拟招》等辞赋表现了承圣情怀;王回、鲜于等人的辞赋宣扬理学教义;周敦颐等人的辞赋则表现了修养心性的内省体验。思维方式的浸渍方面,传道明心的思维模式对辞赋的语言风格具有影响;理学类推、遍观的修养方式对辞赋创作的艺术思维具有一定的影响;以物观物的体物方法对辞赋的艺术表现亦有影响。     

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

通过对南宋初期辞赋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时的文人在逐渐摆脱精神的自闭,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归淑世精神,而是走向了世俗化,走向了庸俗和妩媚。他们汲汲于家族的兴旺和富贵利达,见识也鄙俚不堪,类同齐民百姓,他们紧跟文坛主旋律,盲目地为当道者歌功颂德;他们以旖旎多姿的情怀感受大千世界,向往田园的宁静澹逸,关注庸常生活的盎然情趣,在吟咏物象中寄托摇曳动人的怀抱,在如梦如幻的人生感受中淡忘对家国天下的责任。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化倾向源于其时文人人生态度的趋向庸俗,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偏安的心理、享乐的风气、对科举的过分看重以及学术思想的趋向世俗等因素造就了士人们庸俗的灵魂,从而也造就了辞赋的世俗化倾向。     

论理学思想与宋代文学观念的建构

儒、道、佛三教思想在宋代达到融汇统合,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理学.之后,理学思想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逐渐成为宋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其对于有宋一代文学观念的建构也具有强烈的渗透性与重要的支配作用.     

建安文学以辞赋为宗

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突出 ,这使人们很容易认为 :建安文人所倾注心力进行创作的是诗歌 ,当时的主流文体是诗歌 ,而不是辞赋。本文将从辞赋发展的承传关系出发 ,结合有关历史资料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唐前史传与辞赋

唐前史传文学中,收录了大量的辞赋作品,起到“以文传人”的重要作用;同时,史传中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赋论资料,涉及到文体论、创作论、作家论等方面的问题。从艺术渊源上说,史传对辞赋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积极影响。     

试论南宋战斗精神培育对今启示

南宋军事力量虽然弱小,但军民的斗争意志异常强大,由此激发了强大的战斗力,支撑着南宋将士和人民抵御外敌近四五十年之久,堪称奇迹。战略战术上的明智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南宋军民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不畏强暴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则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研究分析南宋军民战斗精神的培育,对于指导现当代信息化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理学在南宋宁宗朝的境遇

理学的兴起 ,直接关系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权力再分配 ,拥护者将其推崇为圣贤之学 ,反对者称其矫揉造作 ,沽名钓誉 ,纯属“伪学” ,士林中主理学与反理学两种势力在宁宗时的争斗已臻于白热化的程度 ,韩胄利用取得的政治权力为消弥理学在朝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 ,积极支持自己的亲信及对理学不满的臣僚对理学家大加政治报复 ,酿成两宋历史上第二次政治文化大清剿。其原因不外二端 ,一是理学的那种绝对不宽容性 ,容易遭受对手的打压 ,二是最高统治者对统治思想的抉择是相当慎重的 ,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 ,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和恐惧感。因此在发生以争权夺利为实质的人事纠纷时 ,就自然出现统治者和在野思想家之间的对立。     

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

理学的颠峰成于南宋的朱熹 ,但南宋理学的开始 ,却是在厄运中实现的。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最终决定于自身的内容 ,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却左右着思想的沉浮。本文试将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联系在一起作一梳理 ,不仅希望由此展示理学演进的真相 ,而且更希望藉此凸现思想与现实环境的互动关系 ,从而引为今日思想建设的借鉴     

论南宋乾淳之际理学的发展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是理学传播的黄金时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其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作为非主流派的学术与政治地位使理学得以从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完善了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诗歌中兴的关联性探析

宋室南渡到孝宗时期 ,理学的发展呈现兴盛势头 ,宋诗也于这一时期走出了北南宋之交几无大家的相对萧条局面 ,迎来了它的中兴时期。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诗歌中兴局面的同步出现 ,有其内在的关联性 ,理学家普遍具有的较高的文学素养、理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及理学家与文学家在某些方面的相契合 ,是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论南宋理学分化与“宋调”变异式微

在中国文学史上 ,宋诗之所以确立与唐诗并峙的地位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构建了重“理”特质。考察以重理为核心的宋诗本质特征的形成过程 ,即清晰地表现出与作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关联。南宋后期 ,宋诗的重理特征发生变异 ,诗坛出现向唐诗重情范型总体回归的倾向 ,“宋调”至此而趋向式微。理学事功派学者本身多为文士 ,他们以反对深受理学影响的江西诗派为契机 ,倡言晚唐风韵 ,在实践上推进了“宋调”式微的创作进程 ;理学正统派在“心”与“理”的对立中使“情”得以高扬 ,从而在观念上促进了“宋调”式微的理论进程。由理学分化与“宋调”式微的各自进程 ,可以见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体化关系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精神

文学作品的精神境界,是决定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之所以愈见萎靡,主要原因即在于内在精神之下滑。文学精神,主要指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具体包括国家时代精神、全球时代精神与人类精神三个方面。探寻相关精神内涵,提升相关精神品位,是中国当代文学能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论知青文学的英雄主义精神

知青作家的人生启蒙处于一个英雄主义精神被极度夸大了的时代 ,童年时代的英雄故事和英雄幻想对知青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知青文学创作的英雄主义精神经历了一个由失落到升华的过程 ,其对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意义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 ,知青文学英雄主义精神给新时期文学注入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并因此而赋予新时期文学一种悲壮的浪漫情怀 ;一方面 ,由于激情的失控与理性的缺失、传统观念的因袭与现代意识的匮乏等原因 ,知青文学在价值判断与审美追求等方面也表现出落伍于时代的滞后性 ,致使一些知青作家将自身的人生悲剧掩饰在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完美之中     

抗战文学的精神品格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期开辟“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笔谈。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由多方专家学者就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海外各文化机构、文艺派别、文学团体或人物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文艺方向、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精神品格,以及抗战时期的小说、评论、戏剧、电影、报刊等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见解。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讨论。     

迷离与新向度——1990年代文学的精神脉象

1990年代由文学精神溃败所引发的文化学术界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以文化误读的方式无意道出了中国文学精神贫困的事实.所谓1990年代文学精神危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复位与回归,虽然有精神塌陷的现象呈现,但是人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到文学精神在另一个向度内的积极生长.不过,1990年代文学在后现代精神向度内的过度生长,导致其初始因消解传统和现代价值而建构起来的精神成果,无穷地被无边界的后现代解构洪流所吞噬.     

论明清小说评点中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圆融统一

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既相互区别,又互相重合。明清小说评点家在评点小说的过程中,往往借他人之酒杯,消己胸中之块垒,体现出强烈的诗性精神。但同时,他们又自觉地从小说创作规律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层面上揭示出小说的本质特征,体现出积极的文学精神,并且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达到了高度的圆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