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对李鸿章“利用外资”的再认识

过去,史学界对李鸿章,多持否定的态度,并把他“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活动斥之为“对外依赖”、“卖国求荣”。对此,我不敢苟同,陈述浅见如下。 李鸿章“利用外资”的主客观原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地方上崭露头角的李鸿章,先后三次举借洋债,用于“购买外洋枪炮”,镇压太平军起义。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出于对“自强”的憧憬,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办起了军用工业。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又打起“求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

李鸿章曾在“海防议”后的数年间执意拒绝向外国购买铁甲舰,致使清朝外海水师的形成被推迟了数年,这几年中,李鸿章与沈葆桢之间进行了要不要购买铁甲舰的海防政策大争论,这是继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要不要筹办“塞防”的争论之后,洋务派内部的又一国防政策大争论。本文将根据笔者所看到的一些材料,特别是未付诸刊刻的沈葆桢的文书材料,对晚清外海水师的形成和北洋购买铁甲舰的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

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姚传德随着我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现代化方面，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卖国贼”、“刽子手”等，变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０。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至今未能实现民办工业化、民主政治化—一这一近代化目标，导致对李鸿章思想的评价，...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

“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中法战争中的援闽问题与李鸿章

1884年7月间,法国兵舰陆续开进闽江口,与福建水师成对峙局面,马尾的局势骤然紧张。福建前线大员张佩纶等人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多次上奏请派南洋、北洋水师支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明确反对援闽。一般认为,李鸿章拒绝援闽是“由于自己卖国投降的政策和‘畛域’观念”,批评他不顾全局,只图保存属于淮系的北洋水师。本文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     

为李鸿章走“红运”泼冷水

建国以后被骂为大买办、大卖国贼,“文革”中被比作“走资派”的李鸿章,在那个时期无疑属于彻底打倒的历史人物。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交了“红运”:学术界开始给予他某些方面,例如经济思想、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等活动予以一些肯定,后来逐步在对外关系、签订条约等方面也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表明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与进步。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李鸿章大走“红运”了,一些人对他的表扬逐渐加码,到1988、1989年达到了顶峰。他     

略论李鸿章的教育思想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创办的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及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等活动和思想,是符合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趋势。     

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     

李鸿章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方“主角”论质疑

在一些中日甲午战争史论著中,不恰当地夸大了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有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满清方面的主角,不论西太后、光绪帝对他支持或反对,都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说法,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政府军事外交大权”;也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最大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中避战求和、造成败局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又有说“李鸿章是战争的总指挥和中外交涉的负责人”,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符,而     

早期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李鸿章《黄河大治办法》与卢法尔《办河新法》评析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是由谁首先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迄今未见有专文探讨。本文认为 ,1 889年秋李鸿章奉命勘查山东黄河 ,特聘“谙悉水学”的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为监工 ,卢法尔于次年拟定出《办河新法》 ,首次明确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提出了恢复黄土高原植被、保持水土以根治黄河水患的主张。李鸿章等也提出了山东《黄河大治办法》 ,其中吸取了卢法尔的许多治河思想 ,但却认为黄河生态环境保护“非克日所能程功”。早期的黄河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虽然尚不成熟 ,但它在黄河治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应被忽视的。     

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对于日本在琉球的行为,李鸿章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琉球自主,这一主张最终导致了清朝对琉球宗主权的丧失,但也反映出李鸿章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近代国家利益思想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他将国际公法同中国传统的“存祀主义”糅合在一起,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来解决中国传统的宗藩问题,具有开放性;其同意琉球自主,又体现了他主权观念的萌发,表现出新旧思想的杂糅。     

李鸿章洋务教育思想论析

李鸿章是洋务旅的首脑，洋务运动的旗手。在其倾心致力的洋务事业中，洋务教育活动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本文试就李鸿章洋务教育思想的形成，涵盖内容及其特点作一粗浅概述，不当之处，尚析方家教正。李鸿章的一生，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迅猛发展，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对外侵略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者”。”西…     

李鸿章和局思想与甲午中国战败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争取和局。李鸿章对时局的清醒认识 ,是他和局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 ,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     

评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李鸿章那样长期办理外交、签订大量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因办外交而深受时论的攻击和后人的贬斥.梁启超说:“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谤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不但关系到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本文拟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概略的分析,以求教于大家.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刘铭传与利用外资

洋务运动的开展,为近代利用外资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在利用外资的活动中,李鸿章是洋务派利用外资的“主帅”,而刘铭传作为李的部下,成为利用外资的一名“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