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杂文的抒情性

鲁迅的杂文不仅以理性的解剖令人深思,而且以感情的抒发荡人心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杂文是抒情的散文诗。当然,这部分地表现为鲁迅的杂文是直接用散文诗的形式出现,但也不全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多数杂文有着浓郁的抒情笔调,渗透到杂文肌体内部的抒情气氛,因而具有内在的抒情美学特征。     

论鲁迅的杂文艺术观

杂文应列为文学“正宗”说诚如鲁迅所说,杂文是“古已有之”的。然而使得杂文作家颇为灰心的是,这“古已有之”的杂文却从来没有被列入文学“正宗”的地位。到了近代,杂文创作有了很大发展,杂文概念也与前大不相同,举凡杂感、小品、短论、随笔、札记、随感录,乃至通信、日记等,就都是杂文作家乐于驾驭的样式。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尚属草创,“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指的正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常见的随感录、短论等,也就是后来被一总称之为杂文的那一种文体。发展到三十年代,杂文更是兴一时之盛,至于有了“杂感年”,“小品年”之说,     

杂文——鲁迅拓展的文学新天地

(一) 鲁迅的杂文创作,成就巨大,战绩辉煌,古今中外,无人可与伦比。他不仅自己树起杂文丰碑,垂范后世,而且带领一批革命作家披荆斩棘,开辟了广阔的杂文天地,为文学拓展了新领域。这不是说,杂文是鲁迅的新发明。在我国,杂文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自己就高度评价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小品文。到明末,尽管小品文走上了吟风弄月的歧途,鲁迅也还是肯定了其中积极的一面。杂文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外国早有文艺性的随笔与小说、诗歌等并存,而随笔也正是杂文的一种。可是无论中国或外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似乎都还没有承认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鲁迅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叫作tsa-wen(杂文)的东西。”因此,甚至当时进步文学界内部也有人责怪鲁迅专写杂文而不多搞创作,言外之意,写杂文不算创作。     

论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人本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第一次把中国人的生命放置在社会的根本地位上去肯定与张扬,鲁迅照应着五四人文精神发展的时势,在其杂文创作中形成了浓厚的对于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怀,从中可窥探到鲁迅五四时期人本思想的真正内涵。     

论艺术掌握──兼论人对世界的审美掌握

人对世界,并不只是被动适应,而且还能主动掌握。人只能在实践中才得掌握世界。但是,人在实践中掌握世界的同时,也单独发展了从精神上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理论)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对世界的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一精神的掌握的①。这个论断,从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上来区别了艺术、科学、宗教和实践一精神,这就为我们理解这些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提供了钥匙。因此,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越来越受到文艺美学界的注意。 引起文艺美学界特别关切的问题是:人对世…     

说文化与人——兼论鲁迅的青年观

文化与人是当代青年理论兴趣的热点所在。本文从考察鲁迅的青年观入手对此加以探讨。作者认为,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与人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鲁迅的青年观的价值,正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旧文化对人的奴役,并且还启迪青年在新文化意义上对本身进行再思考。作者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觉和自由的发展;人的价值是以创造为中介的自我发展与杜会发展的辩证统一;让当代青年确立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     

何谓共相?——兼论黑格尔与罗蒂哲学观之区别

罗蒂将共相理解为具体事物的抽象同名物并独立自存,他认为哲学不应当是追求共相而应当是一种无标准、纯描述的文化批评。本文力图阐明黑格尔对共相的理解,以澄清罗蒂对共相的这种误解。黑格尔所谓共相,其实质是关系,其属性是自在自为性,因而共相是个体性的保证,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体现。坚持这样的共相,才能保证文化的多元性,才是在奉行一种真正的、有标准的文化批评     

再论鲁迅与“假洋鬼子”——兼答朱献贞先生

拙文《鲁迅与“假洋鬼子”》最初发表于2004年第7期《书屋》杂志,后被当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同时,许多网站也纷纷转载此文并展开讨论。在讨论中读者意见不一,或表示赞赏,或激烈反对。赞赏也好,反对也罢,作为作者,我对这些意见都心存感激。毕竟在一个学术日趋边缘化的时代,一篇文章能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应该算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在反驳的声音中朱献贞先生算是比较执着的一个了。其实早在这篇《此一“假洋鬼子”非彼一“假洋鬼子”》(以下简称《此一“假洋鬼子”》)①发表之前,朱先生就在另一篇…     

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

人类社会已迈进了焦虑的时代。焦虑的本质是基于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可靠性、持续性的基本信任的本体性安全体系的瓦解;本体性安全体系的崩解源于因生活之惯常秩序的消失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在现代早期,理性与革命对传统秩序的撬动开启了不确定性的闸门;风险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不确定性向全球、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弥散,从而也迎来了本体性焦虑的时代。面对日益叵测的命运和未来,人类以各种方式努力寻求安全保障,但这些努力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焦虑,而且在今天这个体化风险社会中,其本身也越来越难以为继。风险社会可能导致"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从而相应地产生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在中国,除了要承受个体化风险社会之一般性的焦虑,社会成员还要多一分权利缺失状态下面对尚未完全被驯化的权力的惶惶然。     

信息社会下的民法典——兼论法典化之时代使命

一如两百年前一样,人们似乎依旧习惯于仰仗国家来统筹整理法律,并借助综合性法典来展现法律。文章将探讨这种信赖在法典编纂中的合理性。文章着力论证,在信息化时代,法典编纂的法律信息供给功能可以借由比依赖国家创设法律体系更好的方式予以实现。信息化社会使得法律渊源具有多元性,并赋予了市民选择法律来经营生活的可能性。从传统来说,大陆法系以及普通法系国家在编纂法典以实现法律信息的系统化供给方面的经验表明,这些法典化活动能够满足当时的法律信息管理需要,但是传统的法律编纂方式却难以应对信息化社会的挑战。这促使法律需要以不同的姿态面向大众——在国家编纂法典或法律科学的形式之外,借助多元的可供受众选择的法律信息管理模式。     

论支配和制约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兼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

乍看起来,古今中外支配和制约经济生活的因素差异不小,且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相去甚远的结论。但是,不管支配和制约经济生活的具体因素差别多大,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换言之,任何经济都是受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体系、特定经济形态的一...     

社会政策的基本逻辑--兼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社会工作者在具体的社会政策处境下应该承担什么角色?教育、倡导、评估?还是行动、组织、反思?无论社会工作者采取什么角色,都与社会工作者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密切相关。本文希望通过对社会政策基本逻辑的探讨,揭示各种社会政策背后的理论假设和信念,以便明了社会工作者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应采取的策略。     

中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健康、顺畅地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对国家民事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和“审慎性”应该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两大基本原则,这是国家权力制约和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如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衔接不紧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过于狭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审级规定不够合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单一、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等等.应该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两大基本原则为基础,把调解和民事执行列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在立法上规定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监督审级体制;扩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在观念上真正树立“权力控制”的理念和程序意识,明确民事诉讼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     

介乎真假分歧之间——兼论时代与人生之心境情调

这是一篇应答的文章,针对着邓晓芒对<沉默的视野>的批评,作者讨论了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其中涉及到理性主义与怀疑论、知识论与价值论、西方认识论范式与"文革"的支配性话语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如何理解当下时代中不同的生活态度在相应的哲学观念上的表现以及对启蒙运动的重新反省.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沉默的视野>与邓晓芒的批评,作者无疑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对自己的时代、心态、困境与追求重获一种问题意识.在这一意义上,此文更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解剖.     

“快乐主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兼论马尔库塞的快乐观

“快乐主义”（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昔勒尼流派）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哲学派别。在理性主义看来,快乐是与理性无缘的,它只是在终极的意义上———理性的现实化或现实的理性化———才体现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快乐与幸福。康德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的特定情感将决定他所追求的特定幸福,即使是同一个主体,他也会根据这种情感的变化而追求不同的需要,因而,主观必然的法则（作为自然法）客观地是一个真正的偶然的实践法则,它可能且必将根据不同的主体而完全不同,所以,它绝不能提供一个法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伦敦,…     

论鲁迅《离婚》中的民众观——兼谈有岛武郎《该隐的末裔》

基于鲁迅小说《离婚》中的农村女子爱姑这一形象以及1925年当时的社会背景,阐释鲁迅当时的民众观、社会观以及爱姑的思想性格与反抗斗争.并论及《离婚》与有岛五郎《该隐的末裔》之间的关联.     

运用法律武器 加强同贪污犯罪的斗争——兼论贪污犯罪的构成与处理

贪污是旧社会的污垢,它象影子一样伴随着我国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谚语生动地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即便是一个被认为“清知府”的人,也难免沾染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的恶习。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指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毛泽东选集》第949页)旧社会的贪污恶习,是剥削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政权来说,根除贪污始终只能是一句空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这就为从根本上消除贪污现象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垢还存在,加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尚不完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些,都使贪污犯罪行为仍有可能出现。对这种损害人民利益、破坏四化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运用法律武器予以打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动摇和怜悯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罪过。”(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一宪法中的重要规定。     

国有企业市场主体论——兼论法人所有权的确立

市场主体是所有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和人的集合的总称。这一概念的界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扩张的。消费者、经纪人、市场中介机构、企业、在特定意义上的政府等,都是不同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主体糸统中,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构成。无论从历史抑或逻辑考察,企业市场主体既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确立的初始点。因此,只有完成规范化、制度化企业市场主体的塑造,完整的市场经济才能依此基础构建起来。     

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

在特定语境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为我们思考女人提供了不同的话言，而中国女人则是在不同话语的驱动下，编织着自己的性别角色、社会行为，实现着整体的被塑造     

马克思视阈下的“太平洋时代”——兼论“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

太平洋时代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概念。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太平洋时代进行了宏观描绘。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是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循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能勾勒出太平洋时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太平洋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是天时地利。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是辩证统一的,在太平洋时代,中国应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