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十六国时期敕勒、月氏胡、粟特在西北的活动

西晋十六国时期，除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胡”外，这时在西北地区（今陕、甘、宁、青）还生活着其他一些少数族类，他们散见于史籍零星的记载中。这些少数族虽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更没有力量称雄一方，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战略思考

河西走廊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特征,其发展应以综合协调观为指导,体现效益与公平的协调,体现民族发展、社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协调,体现环境、人口、技术、组织和文化的协调。河西走廊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目标是建立社会诚信、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     

匈奴风俗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代表匈奴文化特色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集中出土于原匈奴驻牧的“河南地、新秦中”外,还广泛存在于今华北、西北、江苏、四川,甚至广东、广西地区。匈奴文化特色浓郁的饰牌、短剑亦被中原人使用和喜爱。游牧社会用人字形纹饰刻写动物身躯或装饰器物的表现手法,也被中原人借用。中原居民长襦博带的服装式样,因受胡人服饰文化影响改成上衣下裤。匈奴风俗文化强烈地影响了中原。中华文化多元一统。匈奴人民与中原人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     

秦、西汉时期匈奴单于位继承制度考辨

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 ,但仍有章可循 :在呼韩邪单于之前 ,它的主干是长子继承制 ,同时 ,它需要兄终弟及以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等方式的补充。兄终弟及以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等虽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得以实行 ,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它们在长子继承受阻碍时承担衔接和纽带功能。     

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西部乃至域外世界的交通枢纽和经贸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治理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凝结形成、多元文明体系的互动交融以及多民族交融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索认识。同时,该地区持续至今的良好民族关系实践也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诸多事例的挖掘整理及其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已经初见成效,其现实意义也因学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而日渐突显。     

生活在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

中原人口大量进入了匈奴地区,包括汉军士卒战败投降或开小差留居当地者、随军出塞转输辎重者、汉使及其随从,还有士卒妻妇等,李广利率七万、赵破奴率二万中原士卒先后全部降入匈奴,中原贫民亡入匈奴者更多,而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生存。中原人在匈奴地区被任用为高级将领、统军征战,或被用来治楼藏谷,一些人还传播了风俗文化生产技术,很多人皆娶匈奴妻世代居住。匈奴方面并没有虐待中原人,更没有杀戮中原人口以为殉葬牺牲。匈汉双方的人民都没有把对方视为敌人。     

河西走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榫接中的逻辑演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国家统一之基础、加强民族团结之根本、提振民族精神之灵魂。厘清河西走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生成过程,把握河西走廊之历史定位,统筹规划和认识河西走廊在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大战略支撑作用,有助于在新时代战略框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铸牢河西走廊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切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强化地区经济互助,守正创新发展特色;深化爱国统一战线,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完善民族法治建设,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浅谈北匈奴西迁的原因与过程

对于"匈奴"一词人们并不陌生,在我们的历史学习过程中,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影视剧中也总会留下这一民族的痕迹.对于匈奴,人们大多停留在对其表面的认识,对其起源与发展的变迁知之甚少.但"匈奴"具体指哪一群体,他们生活的区域指哪里,都需要我们透过残存的历史记载与有关考古发现来探寻答案."匈奴"人留给我们骁勇善战的印象,在英文中"匈奴"名为hun,意为破坏者和野蛮人.透过这一称谓,我们也足以看出匈奴给欧洲人留下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西迁后的匈奴,曾鼎盛一时,深入欧洲腹地,引发欧洲社会的大变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欧洲的历史,本文深入探究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及过程,更加深刻地剖析北匈奴西迁所带来的影响.     

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

河西儒学是以河西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具有承续两汉经学传统,提倡兼容并蓄、经世致用,学术与生存样态颇为灵活、功利的一种地方儒学形态.它肇始于两汉,形成于魏晋,曾对统治势力延及河西的吐蕃的政治、教育、伦理观念等产生过一定影响.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既是我国历史上以儒学为纽带的民族文化交流、互融的典型史实,也是儒学及其文化传统辐射和影响青藏地区的典型实例.     

论匈奴族的两次经济转型

在匈奴及其先民活动于中国北方地区时,由于受到气候环境变迁和居住区域环境改变的影响,其经济生活由最初的原始农业逐步转变为高度发达的畜牧业,后又由畜牧业转变为中原定居农业.经过这两次经济转型,匈奴人为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创造了条件.     

匈奴姻亲氏族与其职掌

Affinity clans and luandishi ( or luandi clan ) constituted the backbone of the Xiongnu’s social structure, among which luandishi wa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while those affinity clans were subordinate. But affinity clans’ status in Xiongnu society started to change since Tuqitang became Chanyu( chief of Xiongnu in ancient China ) in 60 B. C. The reason for affinity clans’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was not only due to their affinity relations with Chanyu, but also due to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succession of Chanyu,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s polices. The presence of affinity clans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Xiongnu’s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it is worth of doing an in-depth academic study in this field.     

从游牧到定居是游牧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文明的进步 ,游牧民族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自身需求与政府行为的推动下 ,世界上很多游牧民族已经转为定居生产生活方式。实践证明 ,从游牧到定居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本文以新疆为例 ,阐述了游牧民族的概况、生产生活方式特点 ,并从三方面对游牧民族定居的重要意义进行浅析 :一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是实现游牧民族兴旺发达的重大战略举措 ;三是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草原政权的"正统观念"与历史记忆——以北族记忆中的匈奴为例

本文从草原政权是否有类似中国定居社会的正统观念这一问题出发,进而探索草原政权对于之前政治体的历史记忆问题.以匈奴为个案所作的分析,证明草原政权也有丰富的历史记忆,只是构建合法性所依赖的历史记忆与华夏文明非常不同.由此进一步对草原政权合法性建构的特殊模式做一点探索.     

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

匈奴社会的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无以为生的中原贫民、留没匈奴之中原将士的亲属以及边民、奴婢等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出塞,为的是去谋求生存.虽有障塞哨卡甚至腰斩酷刑却仍禁而不止.至西汉末年,汉廷所设四条恰从反面证明,时从中原北入匈奴谋求生存者已形成潮流.留居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一部分自愿参加了匈奴军队对汉军作战,还有中原人把穿井筑城治楼藏谷技术,以及计课人众畜物的疏记方法等带到匈奴地区.张骞、苏武、李陵等留居匈奴期间都曾娶胡妇建立家庭.李广利之死与殉葬无关.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人身自由.     

吐谷浑的宗法统治

吐谷浑经历着游牧民族一般具有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宗法奴隶制社会 ,并在中原王朝及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