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有无“历史”?

１ 这个题目看上去有些怪诞。它似乎是一个无须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中国哲学可以从先秦讲起,西方哲学可以从古希腊讲起;古今中外哲学家层出不穷,哲学著作卷帙浩繁,“哲学史”论著何止千万！岂能怀疑哲学有其历史？其实,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应当是：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有“历史”,又在何种意义上无“历史”？笔者认为,就哲学的“境界”而言,哲学无“历史”;就哲学的“实现”而言,哲学则有“历史”。人对自身经验存在的超越,有两种完成的方式：一种是逻辑的完成,另一种是历史的完成。前者是形式的,它表现为超验的形而上学,通过哲…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本文从历史、历史哲学、编史学和哲学编史学等基本概念的疏理入手,结合以罗蒂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界关于哲学编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哲学编史学的学术结构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史、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及哲学史的编史方法研究,其问题域应包括哲学编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局部或具体问题。在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的关系之间应注意如何理解哲学和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观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等问题。     

试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思想

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黑格尔历史观中贯彻的原则。在他看来 ,哲学史发展过程和逻辑推演过程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即为“绝对精神”的自身发展的同一过程 ,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次序是相同的。不难发现他 ,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首先直接是“哲学史与逻辑的统一”,但他的“哲学史”是以逻辑形式体现历史本体发展过程的内容 ,换言之 ,“历史”是对世界发展史的一种哲学思考过程。当然 ,他所断言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以逻辑为基础的 ,逻辑决定历史。基于语词自身的多义性及在不同哲学范式内讨论…     

论朱熹的“体”与“用”范畴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中国传统哲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西方哲学、又不同于印度哲学的独特范畴,作为一种人类理论思维的中国传统哲学,便是通过一系列自己所特有的哲学范畴来表现的。“体”与“用”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对范畴。道学集大成者朱熹,承程颐、张载之端绪,把“体用分二”与“体用不二”统一起来,在他的哲学逻辑结构中充分展开论证,丰富和发展了“体用”范畴。     

“一分为二”评析

“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乃至整个辩证法的简称或通俗的说法。它在中国的一代人中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不仅如此，“一分为二”还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引起过不小的哲学论争。如６０年代“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又如八九十年代以至今天，“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的争论。这足见“一分为二”之于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现在哲学界没有多少人谈论“一分为二”和辩证法了，而多忙于谈论“主体性”、“后现代”一类话题。但我们认为，哲学史总是需要不断地进行发掘和总结的，因为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通过对自…     

走出“神学叙事” 建构“历史科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及其历史性限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表明,其研究现状尚未从根本上超出前科学形态;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颠覆原有的“神学叙事”范式,构建“科学历史”的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即由“前科学”向“科学”的飞跃。但是,“历史科学”的一般性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特殊本质,又要求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科学化的过程中不能重蹈西方科学主义的覆辙,而必须在“本文(马克思哲学)”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与“叙事(意识形态)”、“逻辑(内史)”与“历史(外史)”、“同一(建构)”与“差异(解构)”之间既保持必要的张力,又坚持具体历史的统一,以期超越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成为“科学的”历史的同时成为真正“历史的”科学。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讨论“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问题

湖北省哲学史学会6月6日至7日在武昌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70多人,收到论文译文共25篇。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着重讨论了“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历史和逻辑统一”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或方法论原则。但对这一方法的规定和它的作用与地位,大家却提出了下述不同看法。     

从“不可说”到“神秘主义”——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探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多处谈及＂不可说＂的东西。他认为逻辑形式、哲学问题、伦理学、美学和神秘的东西不可说,不可言说常常同神秘主义有缘。然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神秘主义有着截然的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是对世界的结构进行逻辑考察的结果。     

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中国哲学史研究自胡适开创以来。成为哲学家们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契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定义中国哲学吏。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观。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异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关于“异化”问题,近年来在国内理论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有的同志认为:“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问题。有的同志把“异化”等同于对立统一规律,他们把“异化”理解为事物的一分为二,向其对立面转化;有的同志则把“异化”看作否定之否定规律。他们说,“异化和异化扬弃,无非就是否定之否定,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异化”究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还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近几年来,哲学界不少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重新进行了探讨。但是,要真正建立一个在逻辑结构上反映宇宙总体及其各个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的哲学体系,除了要认真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外,更主要的是要认真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使逻辑再现历史,把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统一起来。马克思指出:“与其他建筑师不同,科学不仅要描绘出空中楼阁,而且它要在打下大厦的基础之前建造起大厦的各层”。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就是这座理论大厦的各层。而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变革的枢纽和焦点。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才谈得上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学术体系构建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历史性的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逻辑进程、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以及思想图谱、所呈现的基本内容及其规律等作出全方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以来“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格局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了“再度青春化”,焕发了青春活力。面向未来,构建“多样一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重在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性”和“主体性”,以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着眼点,研究“一体”与“多样”的辩证关系,聚焦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等,并在上述问题的反思中赋予既有哲学学术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文明内涵,继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中国哲学意义上“情”的三重意蕴

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情本体”的哲学.通过对早自《周易》时期晚至明清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哲学意义上的“情”可以概括为三重意蕴,即“身心一体”之情、“人我互欲”之情以及“男女相感”之情.这种情的三重意蕴的分析不仅是一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哲理分析的结论,而且其中每一个定义都以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为整个中国哲学史必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唯心主义“只起反面教材的作用”是马列的原意吗——同丁宝兰同志商榷

在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作用时有的同志往往把经过他们随意解释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当作立论的根据。丁宝兰同志的《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载于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以下简称丁文),就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谁去化”和“谁化谁”的重大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不当理解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有的是采用“体用关系”思维模式去理解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哲学为“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用”,即持“中体—马用”的观点;或者相反,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为“用”,即持“马体—中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一种不当理解.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几个特点的探讨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丰富的哲学遗产,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就是哲学史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其他事物发展一样,有它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在研究和阐明中国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时,也应重视探索哲学史中“辩证的东西”,研究古代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总结这一斗争的规律,对批判继承我国古代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成果和时代精神,对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对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哲学史的学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