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重读《安徽俗话报》

从白话及其建构的文学作品语言入手,我们重读晚清白话文运动中颇具影响的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发现其使用的报刊语言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其文学创作在语言形式上主要来源于传统白话的通俗文学,并极大利用了中国古代的俗文学资源。参照胡适此时的白话实践,可以看出它们共同反映出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是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学语言现代转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

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前身,晚清白话文值得重视。尤其是二百多种白话报刊,在晚清启蒙思潮中,已然成为对社会大众最具影响力的白话读物。经由文言/白话、官话/其他方言、官话/模拟官话的抽样报刊文本比对,可以发现,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希望以官话统一全国白话文的努力于是成为晚清白话文的主流。不过,官话更接近日常口语,无法容纳新名词;同时,官话也仍然是一种方言,其中一些地域性的词汇并不具备通行全国的质素。因此,现代白话文还需从夹杂大量新名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有所借鉴,而从晚清的官话到日后的普通话书写,也需要经过词汇的选择和提炼。     

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作为公共空间的晚清报刊是晚清散文的重要渊薮,对晚清散文新文体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 用。晚清报刊聚合了知识分子类群,为他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化条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报人 散文家队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晚清主流散文因而具有了新的特质,主要表现为选材上对时务的关注、立 意上的世界视角和对西方现代自由精神的接受、语言表达上的平易求新等。晚清论说体散文在整体上亦存 在思想偏至的倾向,与审美散文有一定距离。     

民初小说语言的建构与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创制不失为晚清以降中国小说语言杂糅发展过程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初文学观念的转移与文学实践面貌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民初小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晚清以来历时性的文学语言建构情况,在共时性上全面地展现,体现为骈文、古文、以不同时期古白话为范式的白话、不同程度欧化的白话、不同程度使用方言的白话等语体加以采用。此时,文言的使用在民初小说语言之中又成为一种风气,而白话的小说语言建构相对表现得不太突出。民初小说语言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之中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而在内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内卷化。     

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观念迅速为知识界接受,使得整个晚清白话小说发展都打上了它的印记。也造成了“新小说”发展的空前盛况。其时,人们直接赋予小说教育下层民众的重任,在此基础上“新小说”的文学语言与白话的采用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白话发展的实际水平,“新小说”的白话语言渊源多为传统白话小说,并存在其他的成分,形成一种近代化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形。     

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为报刊写作,是晚清至五四时期散文最显著而重要的特点。以报刊为媒介载体的散文,其新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外在地影响着散文的体式、语言和风格。同时,媒体的价值取向又规定或部分规定了散文的主题设置。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媒体与散文现代性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以报刊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是晚清至"五四"的主流媒体为中国现代性建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媒体散文是联结报人志怀、报刊功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词。《时务报》等媒体,生成了其时以"维新"、"新民"为宗旨的论说体散文。五四新文化时期,散文的主题由"新民"置换成"立人",散文语言由文白合体转化为现代白话,散文体式由论议体的一枝独秀变为杂文与美文的双流并呈。五四时期的许多散文作家,既是现代散文理论又是现代散文创作自觉的主体。理论与创作的有机互动,实现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

在言文合一过程中,胡适等人的倡导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仅是"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在古今语言文白演变临界点上,至少有"六路军马"发挥了大小不等的作用:一是一千多年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活水源流;二是19、20世纪之交的白话报刊与演说潮的推助;三是晚清以降多种拼音文字方案与"引南就北"的国语统一运动的促成;四是当时政府发布教科书由文言改为语体文的政令;五是教会白话<圣经>的翻译及其文学因素的可参照性;六是<新青年>的大力倡导及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著译对新的词汇与精密语法的输入所起的榜样作用.这一切汇流成一个演变的临界点,使现代白话文基本定型.     

试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文化逻辑——以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为中心

晚清时期白话成为天然可资利用的资源。在裘廷梁等人的理论倡导中,显现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文化逻辑:白话更多用于解决社会政治危机要求下文化普及,并未触动到汉字本身,只是将书面书写方式通俗化,以应付社会文化中书面语的需求。同时,尽管士大夫们主观上还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体系内作调整,但客观上已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语言雅俗格局的分裂,展示出中国语言文字新的发展景象。     

白话报刊的兴起及其主流媒介地位的确立

中国的白话报刊产生于戊戌维新时期,迅速发展于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主流媒介则发生于五四时期。白话报刊的迅速崛起并在较短时间内取代文言报刊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是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分不开的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近代中国,报纸这一新型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各类文体之间雅俗分离的状况,促进了各类文体的融合与通俗化倾向。白话报刊的创办,一是实践了废文言崇白话的主张,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二是刊载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小说、歌谣和戏曲,是五四白话文学的先驱;三是清末白话报刊的创办者如胡适、陈独秀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与他们这一时期的活动不无关系。     

从语体革新看晚清文学变革的两难处境及其转向——兼及晚清文学的评价及定位问题

出于通俗教育的需要,简易文字与言文一致的改革思想在晚清被提出,但其前提则是不能动摇传统文学文言语体的根基。然而实践操作过程中,文言不仅遭到严厉批判,丧失权威性,而且还培养了强有力的竞争者——白话,甚至废除汉文的极端思想也因此滋生。为遏止此种发展趋向,语体革新的早期倡导者纷纷回转,抵制文学俗化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标,晚清后期文学因此整体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显著特征。这说明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既有承续,也有疏离一面,这是研究者应该重视的现象。     

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年份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1903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新小说创作如火山喷发,高潮迭起,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家几乎都在这一年亮相,竞相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蓬勃发展,白话报刊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存在,白话文著述和白话文学作品蔚为大观;文坛与诗坛热闹非凡,革命派与改良派针锋相对,新派与旧派营垒分明.1903年的文学界,呈现出新小说创作一枝独秀,而报界、文坛和诗坛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1903年,中国文学在近代化的路途中继续阔步前行.     

论白话报刊的兴起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晚清和"五四"时期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虽然这两场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所坚持的理论策略上和提倡白话文的目的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选择白话报刊这样一种新型的传媒方式作为传播思想、建立言说阵地的武器。无论是在宏观的社会影响层面,还是在微观的报刊出版操作方面,白话报刊的兴起对白话文运动的展开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

晚清上海是女权主义实践相当突出的地方 ;与此同时 ,女权主义理论也很丰富。从 1 870年代起 ,上海报刊就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知识 ,批判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 ,宣传男女平等。到 1 890年代 ,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表现。其中 ,金天翮的名著《女界钟》 ,代表了晚清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好水平。以晚清比照五四 ,可以看出 ,五四时期关于女权主义的议题 ,在晚清思想界大多讨论过。深入地研究晚清 ,有利于恰当地评价五四。     

戊戌变法时期北京传教士办报之兴衰——以《尚贤堂(新学)月报》(1897—1898)为例

《尚贤堂(新学)月报》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主笔,其内容及写作方式与同时期维新派报刊相比,后者更能贴近晚清社会局势,并受到民众广泛认同。以《尚贤堂(新学)月报》为代表的一批维新变法时期的传教士报刊之所以迅速被淘汰,主要是因为其内容上加诸于政治上的宗教色彩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优越感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以及其办刊理念不适应中国社会及文化精神需要而致。     

传教士报刊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

在报刊诗词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报刊及其刊发的诗词作品值得深入考察。《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时期,外国传教士刊发诗词意在将诗词与西方文化、宗教相攀附,以达成其传教目的。但这一时期传教士报刊刊载诗词不但较少原创作品,创作水平也较低,同时还表现出为了传教强说诗,而诗作本身并不承担传教等功能。《万国公报》时期,传教士报刊刊发诗歌的原创性大大增强。一大批中国传统文人如沈毓桂等人参与到办刊活动中,报刊的传播力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便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另外,报刊刊载诗词开始表现出交际应用等独立的功能性。而到《中西教会报》时期,刊发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显,晚清中国社会中兴起的重要社会运动皆在《中西教会报》报载诗词当中有所反映。透过传教士报刊诗词,可以发现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之互动逐步深入的过程,同时,传教士报刊诗词与传教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也说明诗词已经成为具有重要传播效果的报刊刊载形式。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

本文对中国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的中心话语是文言话语,文言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它表征了知识者与民众都缺乏自我认识。到了“五四”,文言话语模式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自我出场的白话话语模式。作者还认为,到了３０年代,白话话语被推向边缘,而隐形大众话语则占据了中心位置     

苏报案前的《苏报》及相关史事考

关于早期《苏报》及其相关史事,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各种相关记述中,或语焉不详,或言之不确。加之早期《苏报》以及相关史料有很长时间未得到研究者开发利用,因此早期《苏报》的真实面目始终模糊不清。依据早期《苏报》和盛宣怀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考证出《苏报》由日商背景的胡铁梅、生驹悦夫妇于1895年底在上海集资创办。1898年10月,转让给陈范。无论是胡铁梅夫妇主持时期,还是陈范接办之后,《苏报》有两个特色十分凸显：其一,大量转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中文报刊,成为国内与前述海外报刊进行新闻信息交流的通道;其二是对中国政治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对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以及清末新政等均有跟踪报道,并表现出明确的支持变法维新的立场。尤其是清末新政期间,由关注教育问题进而关注学潮,设“学界风潮”栏目,并日趋激进。《苏报》的表现固然是由于受到晚清时期上海崇尚新事物风气的影响,但是陈范以及汪文溥趋新、趋变的思想也是促成《苏报》言论日趋激进的关键性因素。     

晚清新学书目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与政治诉求

晚清出现了一股编纂新学书目的高潮。它们通过提要、类序、自注等多种形式,评论晚清新学历史书籍,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批判世界史编纂的语境中争取中国史家的话语权;在对外国(主要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史的批驳中进行国民爱国主义教育;著录、评论中国史家的新学历史撰述,反映出晚清史学的自我期许与学术自信。晚清学者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在所撰写的新学书目中,通过对兴亡史和变法史的评论寄予了保国、强国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