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对BOT这一投资方式的法律特征作出分析,指出BOT投资中的核心合同———特许权协议是一种行政合同,基于这一协议之上的其他合同都是平等主体间的合同。指出了BOT项目合同的性质和应采取的公司组织形式。通过对目前我国BOT投资的法律障碍的分析,指出尽快通过BOT法的建议。     

BOT投资方式之法律性质探讨

BOT方式是一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实行的引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尤有必要.我国自1995年引进以来,已逐渐成为引进外资用以发展我国能源、电力、交通基础产业的资金高速公路.有关方面的BOT项目研究表明,在法徘框架内的可行性问题比工业经济方面更为重要.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BOT投资方式的法律性质的认识,探讨在中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BOT法律制度.     

我国BOT项目融资的立法思考

BOT投资方式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投资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领域。对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可以增加建设资金，转移项目风险，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从而促进和提高社会整体效益。因此，这种投资方式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重视。通过对BOT的核心法律关系进行说明，提出了完善、改进我INBOT法律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政府在BOT项目中风险承担的法律分析

BOT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投资方式,对于东道国政府和投资者都有较大的吸引力。但由于项目投资金额巨大,运营周期长,因此面临着诸多风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政府保证对于BOT项目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但目前在我国,政府为投资者提供保证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例如政府保证的法律效力具有不确定性、政府保证的内容不完善等等。本文从政府对BOT项目经营性风险和非经营性风险的承担两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了政府对各种具体项目风险承担的范围和程度,并对我国的BOT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有所裨益。     

论BOT方式的法律问题

BOT方式是一种系统工程,其运行涉及两类合同,一是BOT合同,二是BOT合同的辅助合同;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前者属于涉外行政合同,后者属于经济合同。BOT方式涉及多方当事人,政府和项目发起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管理关系,项目公司与承建公司、原材料供应公司、贷款机构、经营管理公司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合同关系。我国目前的BOT立法存在着法律阶位过低、条款相互矛盾和对BOT含义理解不适当等缺点,为尽速改善我国BOT投融资环境,制订高阶位的BOT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BOT方式中政府保证制度研究

BOT方式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即政府保证制度关系着投资者的投资态度和整个BOT方式能否顺利运作.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未确立政府保证制度,仅在有关BOT方式的几个部门规章中对此有零散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中还存在着很多矛盾.政府保证制度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BOT方式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确认政府保证制度及其原则,明确政府保证的主体及范围等.     

BOT方式及相关法律问题初探

BOT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争议颇多 ,笔者认为 ,BOT合同为国内契约 ,其性质为涉外行政合同 ;有关BOT的政府保证与我国民法和担保法上所称的保证是不同的。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的途径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BOT投资方式所构建的特殊投融资机制,为我国拓宽农村工业化项目的投资渠道提供了可能。农村工业化项目国内BOT投资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促使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建设尽快步入快车道。农村工业化项目国内BOT有其特定的运作方式,坚持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风险划分和投资回报率,是成功模拟BOT的重要条件。     

试析BOT方式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应用

BOT方式是一种倍受许多国家青睐的新兴投融资方式。由于该方式具有多方面明显优势,因而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被广泛应用。本文从BOT方式的概念及优势出发,分析了当前在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引入BOT方式的可行性,同时也探讨了我国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运用该方式所面临的法律障碍,最后提出应调整和完善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以保障BOT方式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良好运行。     

外商投资BOT立法问题探讨

BOT是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目前我国的投资法体系却无法对它进行规范。国务院部委有关BOT的专门规章则存在着政出多门、法律阶位低、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而且与现有的合同法、担保法、投资法体系等存在着适用上的冲突。为缓解国家发展基础设施与财政建设资金紧缺的矛盾,更好地吸收外商投资,必须抓紧有关BOT的立法。本文提出由国家对BOT进行专门立法,并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示范立法条文》,对BOT的一些原则性和专门性问题进行规定。并可以考虑由政府制定各个基础设施部门的特许权协议标准文本。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