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杨雅丽“之”在古汉语中是常用字。“之”可以表示动词、代词、结构助词，也可以表示介词。“之”记写动词，含“前往”、“到”之义。“之”记写代词，可以指代人、事物、处所，多用作宾语或定语。“之”记写结构助词，可用于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     

不要轻易说“不”

这篇文章通过分析轻易说“不”者之懦、之蛮、之怨；而不轻易说“不”者之智、之勇、之高洁、之顽强等；对比论证出为什么不要轻易说“不”的深刻道理。以内容项评价，这篇文章准确地把握“不轻易”和“不说‘不＇”这两重意思，切合题意，全文中心突出，材料丰富，论证深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     

体-用-造-化：文化遗产“格致论”

以“体、用、造、化”的“四字诀”所阐述的文化遗产“格致论”，包括“体”之“名、形、质、色、饰”，“用”之“人、地、事、用、价”，“造”之“材、具、序、诀、仪、艺”和“化”之“天、地、人、变、生”。“四字诀”是对“生生遗续”之概念体系所囊括的“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生养制度”的“六生”体系的再阐释。“四字诀”和“六生体系”，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发掘，也是我们对符合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的一种探索，期许此文化遗产“格致论”，对文化遗产之“传家”方法论有所裨益。     

论章法结构之方法论系统

“章法结构”是以“阴阳二元”之互动为基础，经其“移位”、“转位”与“包孕”之作用而形成整体之“多←→二←→一（0）”之螺旋结构的。这种历程，可归本于《周易》，提升至“普遍性存在”之高度，亦即用方法论原则或系统加以确认。而其中“二元”之“移位”与“转位”所推拓的是各层之“章法结构”，而“二元”之“包孕”所连锁的是上下层以至于整体之“章法结构”，它们功能虽不同，却都是构成“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主要内容，缺一不可。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孔子的管理哲学·实践精神·实践程序

本文认为：１．“允执其中”是孔子的管理哲学；２．“虚以控实”、“静以制动”是其管理的实践精神；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孔子管理实践的程序。     

论曾国藩的“治平之道”

文章将曾国藩的家教观，放到历代儒家推崇备至的“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经义信条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和“治平之道”。认为曾国藩一生虽致力于“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但家书中出现的“不当官”、“不从军”、“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等教诫，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他的难言之隐，且含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     

论嵇康“声无哀乐”的哲学美学思想

嵇康一反传统理论，提出“声无哀乐”，认为“治世之音”、“亡国之音”之说是滥于名实的久滞之义。嵇康理论宗本于老庄之学，其意旨在“越名教而任自然”。     

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的理论价值与根本遵循

“四个之问”是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四个之问”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和渗透转化，其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四个之问”的洞察、剖析和回答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四个之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增强回答“四个之问”的主动性，从时代大潮流、世界大格局中谋求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论许浑诗歌“气”的艺术内涵与表现

晚唐诗人许浑其诗被不少诗家指为“气格卑弱”、“气未深厚”，此论实为不当。许浑诗歌无处不充满“气”，包含作者的人格情志之“气”、声律的抑扬顿挫之“气”、结构的整密严谨之“气”、辞句的工整精切之“气”。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履责：定位、定向、定法

立德树人是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研究生导师要从明“强国复兴”之大德、守“处世为民”之公德、严“修身养性”之私德的目标定位，把握和内化立德树人的履责内容；从最低的“无觉”的阶段、次低的“他觉”阶段、次高的“自觉”阶段、最高的“慧觉”阶段的发展定向，认识和提升立德树人的履责境界；从把稳“学思践悟”思想之舵、坚定“己立立人”取譬之道、用好“寓教于研”磨砺之策、练就“因人而异”施教之法、凝聚“协同多方”奋进之力等实践定法，创新和用好立德树人的履责方略。     

“荼”、“茶”异同考略

该文就“荼”与“茶”之异同略加考释，以期弄清“荼”“茶”纠纷之缘由。结论是“荼”及其异称“茗”、“荬”、“(荈)”、“选”等，都是指“苦菜”。“茶”本名“檟(或作‘(木荼)’字)”，即“苦荼”。二者本自不同一为草本，可食用；一为木本，可入药、饮用。“荼”与“檟”相混，始自晋。及唐始见“茶”字，并以代称本届“苦莱”之“荼”、“茗”等。此后，文献中“荼”与“茶”混用尤甚。     

篇章风格新辨

篇章是建立在二元（阴柔、阳刚）互动之基础上，以呈现其“多、二、一（0）”结构的；而其风格之形成，便与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互动所组织而成之“多、二、一（0）”结构与其“移位”、“转位”、“调和”、“对比”．息息相关。本文即以唐诗、宋词各一首为例，用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互动所组织成之的篇章结构与其“移位”（顺、逆）、“转位”（抝）、“调和”、“对比”为依据。对整体结构之阳刚与阴柔之“势”。探讨其多寡与比例，并将这种模式探索之结果对应于传统直观表现之结晶作进一步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审辨作品之篇章风格时。除必须参考“直观表现”之成果外。又尝试拓展有理可说的“模式探索”空间，将有助于审辨质量之提高。因此，这种对篇章风格辨析之新尝试而言。是谈有参考价值的。     

从文学中感受水文化的魅力

阅读写水的诗文名篇，是对大学生加强水文化宣传和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100篇咏水诗文》即以此为出发点而编写。该书兼顾广义的“杂文学”而以狭义的“纯文学”为重点，精选古今中外咏水名篇佳作，分为“实用之水”、“智慧之水”、“优美之水”、“壮美之水”四辑。比重最大的是展现“水之美”的内容，旨在通过文学引发大学生对于水的审美关注，全面培养“爱水”的情怀。     

从《哈佛演讲》到“七·一”讲话──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方略充分体现在其“哈佛演讲”和“七·一”讲话中。“天人合一”是德之源，“自强不息”是德之本，“爱好和平”是德之兴，“独立自主”是德之制，“团结统一”是德之成，“虚心学习”是德之柄。德法兼治，中国必将如鲲鹏振翅大展宏图。     

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以《齐物论》为中心的考察

《庄子·齐物论》典型体现了“卮言”的特征与旨归，并以“尝试言之”与“妄听之”为其要义。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是一种“妙道之行”中对“万物之化”的观照方式，既不试图用“言”匡定“已而不知其然”之“道”,亦不企图以“言”支配“万化而未始有极”之“物”,故可与妙道之行谐行、与万物之化同化，此即“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此外，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卮言”意在解除“辩”所导致的“相非”,“名”所衍生的“相轧”,而期许在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谐行开放中敞开彼此、通达你我；人与人在“语言”中的相遇不应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或倾轧凌辱，而应是“妄言者”与“妄听者”平等参与、共聆天籁的生命活动，在此意义上，“卮言”以其居间道物、通达彼我的“齐物”特性，为人与人的“相与于无相与”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上)

文明的冲突总是不同的“先见”或“前见”之间的冲突。中、西遭遇百年来的汉语思想史即是中国思想界执持中国文化之“体”、之“先见”回应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历史。思想界经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实践层面的“试错”一步步由“夷夏大防”之“体”退守到放弃“民贼”专制体制以保国、保种的“国权”、“族权”之“体”，实际上已一步步经由历史经验的先验还原回到中国文明体制之先验形式最深处——亦即回到中国文化之“公”、“私”观，回到中国文化一向所本的正义论根据。然而，退到此处的中国思想界终于未能以深切洞明的反思之思求证本文明先验形式及以此为据的“先见”的先验性之真伪，从而终于不能免于对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一再误读与误植。汉语思想界循此陷入的困结和汉语生活世界引入之“现代性”的伪现代形态与接踵而至的民生苦难，始终与此一未经反思之思（先验还原之思）清理的“中体西用”立场紧密相关。解开汉语思想界百年困结的首要任务即是以反思之思求证思想界自身所本之先见和本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